肌肉痉挛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尤其在肝硬化患者中尤为普遍。它不仅会引起疼痛，还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针对这一问题，传统疗法如奎尼丁治疗和白蛋白输注尽管有效，却伴随着显著的副作用。此外，牛磺酸作为一种潜在的替代治疗，虽然在缓解肌肉痉挛方面表现出色，但其高昂的价格和缺乏监管也使得临床应用受到限制。因此，亟需探索更加安全、有效且经济的非药物干预措施。　　最近，一项名为RELAX的随机对照试验探讨了夜间拉伸和冥想对肝硬化患者下半身肌肉痉挛的影响。这项研究招募了上个月至少发生过四次肌肉痉挛的成年肝硬化患者，旨在评估这两种非药物干预措施在缓解肌肉痉挛、改善睡眠质量以及提升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方面的效果。　　肌肉痉挛对肝硬化患者的影响　　肌肉痉挛是肝硬化患者中常见的症状，尤其是在60岁以上的患者中更为普遍。研究显示，约三分之二的肝硬化患者会经历肌肉痉挛，这一比例不受病情严重程度的影响。肌肉痉挛不仅会引发疼痛，还会导致睡眠障碍，进而影响患者的日常活动能力和整体生活质量。对于这些患者，减轻痉挛的干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治疗肌肉痉挛的常用方法包括奎尼丁治疗和白蛋白输注，但这些方法均存在一定的风险。例如，奎尼丁可能引发心脏毒性作用，而白蛋白输注则可能导致容量超负荷。此外，尽管牛磺酸在缓解肌肉痉挛方面显示出一定的效果，但其高昂的成本和缺乏监管限制了其广泛应用。相比之下，镁剂的使用已被证明对肌肉痉挛无效。鉴于此，迫切需要探索更加安全、有效且经济的替代疗法。　　RELAX 试验设计与干预措施　　在RELAX试验中，研究者将符合条件的肝硬化患者随机分配到夜间拉伸组或冥想组。这些患者在干预前都接受了一周的训练，以确保他们能够正确执行拉伸或冥想练习。拉伸干预包括三组拉伸练习，主要针对小腿和腿筋的肌肉，而冥想组则采用十分钟的引导冥想作为对照。干预期间，研究人员详细记录了患者每晚经历的痉挛次数、痉挛严重程度，以及练习的频率。　　研究结果显示，拉伸组和冥想组的患者均报告了显著的痉挛严重程度减轻。具体而言，拉伸组的平均减幅为1.44分，而冥想组的减幅则为1.97分。虽然两组之间的差异不具有显著性，但患者普遍对这两种干预措施持积极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冥想组患者的HRQOL在数值上略高于拉伸组，尽管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干预措施对睡眠质量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肌肉痉挛的减少对睡眠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冥想和拉伸均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具体而言，冥想和拉伸组的睡眠质量分别提高了0.37分和0.35分，尽管两组之间的增幅没有显著差异。　　此外，虽然两组干预在缓解肌肉痉挛方面的效果相似，但患者对这两种干预措施的反应存在一定差异。总体而言，拉伸组的患者更倾向于推荐他们的干预措施，而冥想组的患者则在HRQOL方面表现出更好的数值提升。这表明，虽然两种干预措施在短期内的效果相近，但患者在长期应用中的主观体验可能存在差异。　　在进一步的亚组分析中，研究发现拉伸对没有糖尿病、肝硬化和神经病变的患者更为有效，而冥想对肝硬化患者的效果则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表明，干预措施的效果可能因患者的具体病情而异，个性化治疗在肝硬化患者的护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RELAX试验为肝硬化患者提供了重要的非药物干预选择，但研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事件。例如，两名患者在拉伸时感到不适，导致其中一名患者完全停止了试验。此外，还报告了其他一些严重的不良事件，包括一名患者因失代偿性充血性心力衰竭退出研究，另一名患者因COVID-19感染而中断试验。　　尽管如此，研究结果仍然支持将冥想和拉伸纳入肝硬化患者的护理方案中，作为减少肌肉痉挛、改善睡眠质量和提升HRQOL的安全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措施。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干预措施在不同患者群体中的应用效果，并探索如何优化这些干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通过不断完善和推广这些非药物干预方法，我们可以为肝硬化患者提供更加全面和个性化的护理方案，从而改善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

　　近年来，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世界各国寻求自然疗法与替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中医药的发展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积极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制定并发布了《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2024—2026年)》。这一行动计划不仅为中医药标准化的未来发展设定了方向，还标志着我国在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中的重大进展。　　中医药标准化的重要性　　中医药标准化是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是推动中医药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朱桂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医药标准化不仅涉及中医药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还涵盖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及中医药国际标准，形成了适合我国中医药发展的标准体系框架。这个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中医药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医药的标准化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发展对标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双重挑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也是为了提升中医药的国际竞争力。　　中医药标准体系的完善与优化　　随着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深入推进，已经形成了涵盖3000多项标准的完整体系，这些标准涵盖了中医药的各个方面。国医大师张伯礼院士指出，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未来，标准化工作的重点将转向完善标准体系的框架，持续优化中医药标准结构，提高高质量标准的供给效率。这意味着不仅要制定出更多符合现代技术与中医药特点的标准，还要及时修订已有标准，使之与时俱进。　　在这方面，张伯礼特别提到，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医药标准的制定也应当借鉴这些新兴技术，将其与中医药标准深度融合。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医药临床数据进行分析，能够为标准的制定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确保标准的严谨性与实用性。　　中医药标准化的应用与推广　　中医药标准化的最终目的是应用，这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标准的科学性与实用性。为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中医药标准推广与实施机制。在《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2024—2026年)》中，明确提出了推动中医药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性举措。这些举措包括优化中医药标准体系总体布局、加强重点领域中医药标准供给、推进中医药标准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等。　　例如，中医药经典文献中的一些技术方法，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中的舌诊、脉诊等，都具有一定的标准化基础。通过对这些传统技术的标准化研究，可以在现代医学中推广应用，从而提高中医药服务的质量与效率。此外，《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等标准的制定，不仅在国内推广应用，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这些标准的推广与实施，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还能推动中医药服务“走出去”。　　中医药标准化与国际化　　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促进中医药的国际化。中医药已经传播至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针灸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然而，在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中，标准的制定与推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2009年促成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了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并由中国承担秘书处的工作。截至目前，ISO/TC249已经发布了112项中医药国际标准，这些标准不仅为中医药的国际化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全球中医药教育和实践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国还支持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与推广。例如，世界中联颁布了143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涵盖了临床技术、教育等多个领域。这些标准的制定与推广，不仅有助于规范全球中医药教育，还为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未来展望：推动中医药标准化走向世界　　随着中医药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国际影响力也将日益增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继续推动中医药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确保标准的科学性与实用性，以推动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应用。　　未来，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将进一步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特别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支持下，不断提升中医药标准的科学性与应用性。这不仅将推动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还将为全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通过持续推进标准化工作，中医药必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在过去二十年中，癌症治疗领域经历了一场革命，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发挥了关键作用。ICI 的成功不仅显著改善了多种实体肿瘤的治疗效果，还为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机会。然而，随着治疗的广泛应用，耐药性问题逐渐显现，迫使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索新的靶点和治疗策略，以应对这些挑战并提升治疗效果。最近，广东药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一篇综合综述中深入探讨了 ICI 的最新进展，特别是关于新型靶点和联合疗法的潜力，这为癌症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发展与挑战　　ICI 的引入彻底改变了癌症治疗，尤其是在那些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晚期癌症患者中。通过阻断 PD-1 和 CTLA-4 等免疫检查点，ICI 能够解除对免疫系统的抑制，使 T 细胞得以更有效地识别并攻击癌细胞。这种机制不仅延长了许多患者的生存期，还在某些情况下实现了长期的完全缓解。然而，尽管 ICI 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耐药性问题日益突出。许多患者在最初的治疗反应后，最终会对 ICI 产生耐药性，导致肿瘤复发和病情恶化。　　耐药性的产生主要源于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及其动态变化。例如，肿瘤细胞可以通过调节自身的免疫检查点表达水平，或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的其他成分(如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或调节性 T 细胞)，来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为此，科学家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免疫检查点靶点，以突破现有疗法的局限性，并开发更有效的联合治疗策略。　　新型免疫检查点的发现与开发　　在广东药学院的综述中，研究团队详细讨论了几种新的免疫检查点靶点，包括具有 Ig 和 ITIM 结构域的 T 细胞免疫受体(TIGIT)、T 细胞免疫球蛋白和粘蛋白结构域蛋白 3(TIM-3)，以及淋巴细胞活化基因 3(LAG-3)。这些分子被认为在肿瘤逃避免疫监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针对这些新型靶点的单克隆抗体的开发，科学家们希望能够提供新的治疗手段，进一步提升 ICI 的临床效果。　　其中，TIGIT 是一种在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中表达的受体，通过与其配体 CD155 结合，抑制 T 细胞的激活和效应功能，从而促进肿瘤生长。针对 TIGIT 的抑制剂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并显示出良好的前景。类似地，TIM-3 和 LAG-3 也被发现与肿瘤耐药性密切相关，通过抑制这些分子，可以增强 T 细胞的抗肿瘤活性。　　联合疗法的潜力与前景　　除了开发新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研究人员还积极探索 ICI 与其他治疗方式的联合应用。广东药学院的综述特别强调了联合疗法的潜力，例如将 PD-1 抑制剂与抗血管生成剂、放疗或化疗相结合。研究表明，这些联合策略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的抗肿瘤反应，改善患者的总体治疗效果。　　例如，将 PD-1 抑制剂与抗血管生成剂联合使用，可以通过破坏肿瘤血管生成，从而限制肿瘤生长，并提高免疫系统对肿瘤的渗透性。类似地，放疗和化疗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释放肿瘤抗原，从而增强 ICI 的效力。在多个临床试验中，这些联合疗法已显示出比单一疗法更好的治疗效果。　　未来展望：个性化治疗的潜力　　ICI 的进展不仅为癌症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还推动了个性化医疗的发展。通过结合 ICI 与其他治疗方式，研究人员可以根据患者的特定肿瘤特征和免疫状态，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种定制化的治疗方式有望降低癌症复发率，并显著提高患者的整体生存率。　　未来的研究将继续深入探索新的免疫检查点靶点，并开发更为有效的联合疗法。此外，随着对肿瘤微环境及其免疫逃逸机制的理解不断加深，科学家们将能够设计出更具针对性的治疗策略，从而为癌症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　　总的来说，ICI 在癌症治疗中的进步不仅标志着一个新的治疗时代的到来，还为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应用铺平了道路。通过持续探索新靶点和联合治疗策略，科学家们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克服目前的挑战，为癌症患者带来更长久的生存和更高的生活质量。

　　在神经科学研究领域，血清素(5-HT)作为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其在调控人类行为、情绪和认知功能中的关键作用早已为人所知。然而，尽管已有大量关于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对5-HT水平及其对行为影响的研究，但要明确突触5-HT水平升高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仍具有挑战性。近期《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使用选择性血清素释放剂(SSRA)芬氟拉明，进一步揭示了突触血清素增加对人类行为的直接影响。这项研究不仅为中枢血清素功能假说提供了新的支持，还展示了SSRA作为实验探针的潜在应用。　　研究背景：血清素在行为调控中的复杂角色　　血清素在调节多种行为如进食、性功能、目标导向认知和情绪控制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SRI通过抑制突触前神经元对血清素的再摄取，间接增加了突触间隙中的5-HT水平，从而对行为产生影响。然而，由于SSRI对多种神经递质系统的复杂影响，研究人员难以单独确定5-HT升高对行为的具体作用。　　芬氟拉明作为一种直接的SSRA，通过增强突触中5-HT的释放，提供了一种相对简洁的方法来研究5-HT的行为效应。低剂量的芬氟拉明已被批准用于治疗Dravet癫痫，并且其能够迅速提高突触5-HT水平而不显著影响其他情绪控制区域的多巴胺浓度。这一特性使得芬氟拉明成为研究5-HT与行为关系的理想工具。　　研究设计：探讨芬氟拉明对情绪、抑制与记忆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旨在通过使用芬氟拉明直接增加人类突触血清素水平，探索其对情绪处理、行为抑制和记忆的影响。研究设计包括对53名年龄约20岁的健康受试者(其中32名为女性)进行为期八天的双盲随机对照实验。受试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服用15毫克的芬氟拉明(干预组)，另一组服用安慰剂。　　在基线和实验结束后，研究团队通过一系列情绪和认知任务，以及相关问卷调查，评估了受试者的情绪状态、认知功能和行为表现。同时，研究人员还进行了免疫测定，以评估芬氟拉明对受试者唾液皮质醇水平的影响。　　研究结果：突触血清素增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突触5-HT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影响人类的情绪处理和行为决策。在不愉快结果的情境下，芬氟拉明的作用表现为降低对损失的强化敏感性，同时增强了行为抑制能力。此外，受试者在面对不良情绪干扰时，冲动控制的倾向显著减弱，这表明芬氟拉明对突触5-HT的升高有助于提高个体在面对负面情绪时的决策谨慎性。　　在言语记忆任务中，芬氟拉明组的受试者表现出更好的记忆保留能力，尤其是在中性言语信息的处理上。尽管在复杂的工作记忆任务中，芬氟拉明对回忆准确性的总体影响不显著，但受试者在延迟回忆中的表现有所提升，表明突触5-HT的增加对长期记忆的正向影响。　　此外，研究还发现，芬氟拉明的使用降低了受试者在损失情境下的结果敏感性，同时延长了决策时间，进一步支持了5-HT水平升高对行为抑制和决策谨慎性提升的作用。尽管在一些学习和记忆任务中，安慰剂组的表现略优于芬氟拉明组，但差异并不显著，表明芬氟拉明对这些任务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　　研究意义与展望：重新审视血清素在行为调控中的作用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验证了突触5-HT水平的升高能够直接影响人类的行为调控，还揭示了芬氟拉明作为SSRA在研究中枢血清素功能中的潜力。研究结果显示，突触5-HT的增加能够通过降低对不愉快结果的敏感性，增强行为抑制能力，并改善中性条件下的记忆保留，从而为临床干预和行为治疗提供了新的视角。　　未来，研究人员可以进一步探索芬氟拉明在治疗心理疾病中的应用，尤其是在需要调节情绪和行为冲动的患者群体中。此外，研究还可以延伸到其他神经递质系统，以进一步揭示神经递质在行为调控中的复杂交互作用。　　总之，这项关于芬氟拉明与突触血清素的研究不仅为理解人类行为的分子基础提供了新的见解，还为开发新型治疗方法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未来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将继续探索血清素与其他神经递质在行为调控中的相互作用，以进一步解锁人类行为的奥秘。

　　狗，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其社会行为与人类的长期共存密切相关。在数千年的驯化过程中，狗逐渐发展出友好、顺从、极具社会性的行为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它们在与人类互动中表现得异常亲近。然而，这些复杂行为背后的分子机制一直是科学家们研究的焦点。最近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染色质的三维结构在狗的社会行为进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理解这些行为特征的分子基础提供了新的视角。　　染色质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关联　　染色质是 DNA 与组蛋白结合形成的高度压缩的结构，它不仅负责包装细胞核内的遗传物质，还在基因调控中扮演关键角色。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揭示染色质的三维结构如何影响基因表达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变化。普林斯顿大学的 Bridgett vonHoldt 博士及其团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的研究表明，DNA 的线性序列及其三维结构与狗驯化过程中形成的友好行为密切相关。　　vonHoldt 博士的研究始于 2017 年，当时她和她的团队在狗的 GTF2I 基因中发现了与人类威廉斯-伯伦综合征(WB)相关的特定遗传元素。这种综合征的患者通常表现出过度社交、极度友好和颅面异常的特征。这一发现暗示，狗的友好行为可能与 GTF2I 基因的变化有关。这为进一步探索基因变异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基因变异与染色质三维结构　　GTF2I 基因在人类和狗的神经发育以及与焦虑和社交能力相关的通路中都发挥重要作用。研究人员发现，GTF2I 基因的不同变体会影响 DNA 的三维结构，从而导致基因表达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些变体源自一种名为逆转录转座子的移动 DNA 元素，它们能够在基因组中插入和复制。　　vonHoldt 博士和她的团队深入研究了 GTF2I 基因的内含子部分。内含子虽然不编码蛋白质，但对染色质的空间结构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而调控基因表达。他们使用了来自布达佩斯罗尔迪夫大学犬脑和组织库提供的狗脑组织样本，这些样本来自因医疗原因被安乐死并捐赠用于研究的宠物狗。　　研究发现，GTF2I 基因的古代狼样变体和现代狗样变体在染色质环形状上的影响显著不同。在古代狼样基因组中，逆转录转座子插入导致的 DNA 片段被大部分保留，而现代狗的基因组则大多排斥这些片段。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 GTF2I 基因周围染色质的三维结构，并可能通过影响细胞外基质和基因剪接通路，进一步调控神经发育过程。这一现象与人类威廉姆斯-伯伦综合征患者的颅面异常相似，进一步支持了超社会行为的分子趋同理论。　　分子趋同与进化意义　　研究结果表明，逆转录转座子的插入和保留与染色质结构的变化具有进化意义。在狼和狗的进化过程中，某些基因变异的保留或排斥可能决定了它们在社会行为和神经认知特征上的差异。例如，古代狼的基因组中存在的染色质环在狗中并未形成，这可能解释了两个物种在社交行为上的显著差异。　　这种分子趋同现象表明，不仅基因组的碱基序列会影响行为，其三维结构的变化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染色质的空间构象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方式，从而塑造复杂的行为特征。　　研究展望与启示　　vonHoldt 博士及其团队的研究为理解动物社会行为的进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们的工作揭示了染色质三维结构在行为调控中的关键作用，并强调了遗传变异在物种驯化和社会行为发展中的重要性。　　未来，这项研究可能会在多个领域产生广泛影响。例如，通过深入了解染色质结构如何影响基因表达，我们或许能够开发出新的方法来调节基因功能，进而影响行为表现。此外，这一研究还为其他物种的社会行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使得科学家们能够进一步探索基因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　　总之，这项关于狗的研究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社会行为的分子基础的理解，也为未来的基因调控和行为干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探索染色质三维结构与行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科学家们将继续解锁基因与行为之间的奥秘，为生命科学领域带来更多的突破和创新。

　　近年来，嵌合抗原受体(CAR)T 细胞疗法因其在癌症治疗中的突出表现而备受关注。作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治疗手段，CAR T 细胞疗法已在多个领域展现出潜力，尤其在难治性血液癌症的治疗中。然而，传统的 CAR T 细胞疗法在面对某些类型的 B 细胞癌症时仍存在不足，特别是抗原逃逸问题。这一问题导致治疗效果不稳定，迫切需要新的治疗策略来克服这些挑战。为此，休斯敦大学塞德曼癌症中心和凯斯西储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全新的 B 细胞活化因子(BAFF)CAR T 细胞疗法，为癌症治疗开启了新的篇章。　　CAR T 细胞疗法的现状与挑战　　CAR T 细胞疗法通过从患者体内提取 T 细胞，并在实验室中进行基因改造，使其表达能够识别癌细胞特定抗原的嵌合抗原受体。然后，这些改造后的 T 细胞被重新输注回患者体内，在体内定向攻击癌细胞。近年来，针对 CD19 的 CAR T 细胞疗法在治疗某些 B 细胞恶性肿瘤方面显示出良好的疗效。然而，这种疗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癌细胞可以通过丢失或减少 CD19 表达，从而逃避免疫系统的攻击，导致治疗失败。这个问题被称为抗原逃逸，它显著降低了传统 CAR T 细胞疗法的疗效。　　BAFF CAR T 细胞疗法的创新突破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休斯敦大学塞德曼癌症中心和凯斯西储大学的科学家们，在 Reshmi Parameswaran 博士的带领下，开发了一种新型的 BAFF CAR T 细胞产品。这种创新的疗法能够同时识别并攻击 B 细胞上的三个不同受体：BAFF-R、BCMA 和 TACI。这一多靶点设计显著降低了抗原逃逸的风险，提供了更为广泛和持续的治疗效果。2022 年 1 月，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展示了 BAFF CAR T 细胞在体外和体内实验中对多种 B 细胞癌症的强大杀伤力，特别是在套细胞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的显著效果。　　仅仅两年之后，这一突破性研究就为一项针对复发和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 I 期 BAFF CAR T 细胞临床试验奠定了基础。这项试验由大学医院(UH)塞德曼癌症中心的血液学家兼肿瘤学家 Leland Metheny 医学博士领导，旨在评估 BAFF CAR T 细胞在人体内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　　临床试验的设计与目标　　这项试验将纳入多达 20 名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这些患者此前已接受过包括免疫调节剂、蛋白酶体抑制剂和抗 CD38 单克隆抗体在内的至少三种不同治疗方法。临床试验的主要目标是确定 BAFF CAR T 细胞的最大耐受剂量，并推荐用于 II 期试验的剂量。次要目标则包括评估治疗的毒性特征、客观缓解率、完全缓解率、缓解持续时间、无进展生存期、总体生存期、不良事件发生率以及 BAFF CAR T 细胞抗体发生率。　　在这项试验中，BAFF CAR T 细胞的制造工艺也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通过电穿孔技术将基因引入 T 细胞，使其表达 BAFF CAR 受体，这一过程在 UH 塞德曼癌症中心的 Wesley 免疫治疗中心进行。Metheny 博士表示，这一制造工艺可在具备适当细胞制造设施的多个学术机构中复制，从而为未来更大规模的临床应用奠定了基础。　　展望未来：BAFF CAR T 细胞疗法的潜力　　Metheny 博士和他的团队对这项试验的前景充满信心。他们认为，BAFF CAR T 细胞疗法有望成为复发和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另一种强有力的治疗选择。这一疗法不仅有望克服传统 CAR T 细胞疗法的抗原逃逸问题，还可能为更多类型的 B 细胞恶性肿瘤提供新的治疗希望。　　通过与 Luminary Therapeutics 的合作，大学医院得以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Luminary 是一家专注于开发同种异体 CAR T 疗法的生物技术公司，其研究方向涵盖了 B 细胞恶性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实体肿瘤。通过此次合作，BAFF CAR T 细胞疗法得以从实验室研究快速转化为临床应用，展现了巨大的潜力。　　未来，随着这项 I 期临床试验的顺利推进，BAFF CAR T 细胞疗法有望为复发和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并为 CAR T 细胞疗法的发展开辟新的方向。这一创新疗法不仅可能改变患者的治疗方式，还将对癌症治疗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战胜癌症带来新的希望。

　　每个人体内都拥有一支无形的防御大军——免疫系统。它是人体抵御外部病原体和内部威胁(如癌细胞)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免疫系统有时会失灵，错误地将自身的组织当作敌人加以攻击，导致如1型糖尿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1型糖尿病是一种由于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胰腺中的β细胞，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的慢性疾病。　　目前的治疗方案主要依赖终身的胰岛素替代疗法，尽管有效，但并未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幸运的是，科学家们正不懈地探索能够从根本上治疗1型糖尿病的新方法。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RO1资助，致力于开发一种基于免疫抑制蛋白的新型治疗策略，这一研究有望为1型糖尿病的治疗带来突破性进展。　　免疫系统与自身免疫性疾病　　在健康状态下，免疫系统能够精准识别并攻击外来病原体，同时保护自身组织不受伤害。然而，在1型糖尿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免疫系统却错误地将胰腺中的β细胞视为敌人并加以攻击，导致胰岛素生成减少甚至完全停止。这一过程不可逆转，必须通过终身的胰岛素替代治疗来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然而，终身注射胰岛素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它仅能控制症状，无法逆转疾病。　　基于细胞疗法的探索与挑战　　近年来，基于细胞的疗法成为1型糖尿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种疗法通常涉及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造免疫细胞或干细胞，使其能够产生免疫抑制因子，从而减缓或阻止自身免疫反应。然而，这类疗法在实际应用中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基因编辑细胞的移植过程复杂且容易产生毒性反应。此外，这些疗法尚未获得广泛的临床应用批准，面临着从实验室研究到临床应用的重大障碍。　　在这些背景下，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研究团队决定采取一种不同的策略：与其直接使用改造的细胞，他们转向了细胞产生的特定治疗因子，旨在通过这些因子的精准递送来实现免疫抑制。这种方法不仅可能简化治疗过程，还能够降低潜在的副作用。　　探索细胞外囊泡：递送免疫抑制因子的潜力　　细胞外囊泡(EVs)是一种由细胞分泌的纳米级载体，其中包含了RNA、DNA以及各种蛋白质。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MSC)能够通过分泌细胞外囊泡来调节免疫反应，其中的某些蛋白质能够降低免疫活性，具有显著的治疗潜力。基于这一发现，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研究团队提出，能否对这些细胞外囊泡进行基因改造，使其携带额外的免疫抑制蛋白，并通过递送至靶细胞以有效抑制免疫系统对β细胞的攻击?　　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验证改造后的细胞外囊泡能否在临床前模型中预防甚至逆转1型糖尿病的进程。如果成功，这一方法将为1型糖尿病的治疗带来新的曙光。研究人员将首先在实验室中验证改造细胞外囊泡的有效性，接着将在动物模型中测试其预防和治疗1型糖尿病的效果。最终，研究团队将探讨这种改造后的细胞外囊泡与现有的免疫疗法之间的协同作用，进一步提升其治疗效果。　　迈向无细胞治疗的新道路　　与传统的基因编辑细胞移植疗法相比，基于细胞外囊泡的治疗策略具有多重优势。首先，这种方法避免了复杂的细胞移植过程，降低了治疗的难度和风险。其次，细胞外囊泡可以通过基因改造，携带更加精准和多样的免疫抑制因子，从而提高治疗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策略有望通过减少免疫系统的攻击，保留患者自身的胰岛素分泌功能，从而实现对疾病的根本治疗。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研究人员深知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他们坚信，通过科学研究的不懈努力，1型糖尿病的治疗将从仅仅依赖胰岛素注射的传统疗法，逐步迈向基于免疫调节的个性化治疗方案。这不仅有望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将为全球数百万1型糖尿病患者带来福音。　　随着这一研究的深入推进，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全新的1型糖尿病治疗纪元正在到来。通过精准递送免疫抑制因子，调节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人类将有可能摆脱1型糖尿病这一顽疾的困扰。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或许能够看到1型糖尿病患者在无需依赖终身胰岛素治疗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过上健康而充实的生活。这一前景的实现，不仅取决于科学家的智慧和创新，更需要全球科研力量的协同合作，共同推动人类医学事业的发展。

　　T 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T-ALL) 是一种高度侵袭性的血液癌症，通常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发现。尽管许多患者在初期治疗中表现良好，但复发或难治性疾病的发生常常导致不良预后。为了改善这些患者的治疗结果，研究人员对 T-ALL 的生物学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费城儿童医院 (CHOP)、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St. Jude) 和儿童肿瘤学小组 (COG) 的科学家们联合开展了一项研究，对 T-ALL 的遗传基础进行了详细分析，揭示了非编码 DNA 在疾病进展中的关键作用。这项研究标志着对 T-ALL 认识的重大转变，并为未来的诊断和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　　重新定义 T-ALL 的基因驱动因素　　T-ALL 的传统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编码基因组，即 DNA 中直接编码蛋白质的部分。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占 DNA 总量 99% 的非编码区，这些区域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质，但在调控基因表达和生物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非编码区的基因变化是否会驱动 T-ALL 的进展，一直以来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　　在最新的研究中，研究团队对超过 1300 名 T-ALL 患者进行了详细的基因组分析。这些患者都曾参与 COG AALL0434 临床试验，研究人员对其肿瘤和非肿瘤基因组进行了测序，首次大规模地揭示了非编码 DNA 在 T-ALL 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约 60% 的 T-ALL 癌细胞驱动基因变化来自于非编码区。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研究人员对 T-ALL 的理解，并提出了新的治疗方法。　　非编码 DNA 的关键角色　　科学家们曾经认为非编码 DNA 是“垃圾 DNA”，但现在，这种观点被彻底颠覆。非编码区实际上在调控基因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通过复杂的生物机制向细胞传递信号，决定何时何地产生特定的蛋白质。这就好比过街护卫指挥行人过马路，确保交通秩序井然。　　在 T-ALL 中，研究人员发现非编码区的变化，特别是增强子区域的扰动，对癌细胞的驱动有重要影响。增强子是一种能远距离调控基因表达的 DNA 元件，其作用类似于“开关”，控制着特定基因的开启和关闭。当增强子区域发生基因突变或改变时，癌细胞可能劫持这些“开关”，促进异常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T-ALL 亚型的重新分类与风险分层　　传统上，T-ALL 患者根据其治疗反应和免疫表型被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组，这种分类方法主要依赖于细胞表面蛋白的表达。然而，这种方法在准确预测患者预后方面的效果有限。新的研究数据表明，基因组方法应该取代现有的免疫表型分类，以更好地预测患者的治疗效果。　　通过综合分析基因组数据，研究团队能够将 T-ALL 重新分类为 15 种不同的亚型，每个亚型都有独特的基因表达和基因组驱动因素。这些亚型包括以前未定义的类别，并表明基因变异、其他基因变化以及原始细胞类型共同决定了每种亚型的临床和生物学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基因变异的类型与 T-ALL 的预后有显著关联。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哪种基因发生了变异，基因变异的方式也在预后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为 T-ALL 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全新视角。　　未来的研究与治疗方向　　随着对 T-ALL 非编码区变化的深入理解，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新的免疫疗法，并利用这些信息来改进诊断测试。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查尔斯·穆利根 (Charles Mullighan) 医学博士指出，这些非编码变化的发现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能够将这些基因改变带回实验室，建立准确的疾病模型，从而测试新的治疗方法。　　此外，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结合遗传学和治疗反应的模型，以更准确地对 T-ALL 患者进行风险分层。这一模型目前正在下一次 COG T-ALL 试验中进行验证，期待能够为患者提供更个性化和有效的治疗方案。　　未来的研究必须继续探索非编码 DNA 在其他癌症中的作用，以及这种研究方法的更广泛应用。对于 T-ALL 患者而言，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改善治疗效果提供了强有力的路线图，还为未来治愈更多患有 T-ALL 的儿童和成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结论：重新定义的 T-ALL 与新的治疗前景　　这项研究标志着对 T-ALL 认识的重大转变，特别是非编码 DNA 在疾病进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揭示非编码区的基因变化如何驱动 T-ALL 的发生和发展，科学家们为这一侵袭性癌症提供了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这一发现不仅改变了我们对 T-ALL 的理解，也为未来的癌症研究指明了方向。通过持续的研究和临床试验，科学家们将继续推进 T-ALL 的治疗进展，最终为更多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

　　近年来，结直肠癌 (CRC) 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逐渐上升，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中更为显著。尽管传统观念认为结直肠癌多发生在年长人群中，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饮食和生活方式因素在年轻患者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克利夫兰诊所的一项新研究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发现与饮食相关的代谢物是年轻人结直肠癌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本文将基于该研究结果，探讨饮食、代谢物与年轻发病结直肠癌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的预防策略。　　代谢物与年轻发病结直肠癌的关系　　结直肠癌的发病机制复杂多样，涉及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以及生活方式因素。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始关注代谢物在结直肠癌发生中的作用，特别是饮食代谢物。克利夫兰诊所的研究团队对接受年轻发病 (通常定义为小于 60 岁) 结直肠癌治疗的患者进行了大规模数据分析，发现饮食中产生的代谢物显著影响了这些患者的癌症风险。　　研究团队分析了大量代谢物和微生物组数据，发现与红肉和加工肉类相关的代谢物在年轻结直肠癌患者中显著升高。这些代谢物包括精氨酸产生和代谢相关的分子，以及与尿素循环相关的代谢产物。研究表明，这些代谢物的升高与长期食用红肉和加工肉类密切相关，这可能是年轻患者中结直肠癌高发的原因之一。　　肠道微生物群与代谢物的相互作用　　除了代谢物本身，肠道微生物群与代谢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导致结直肠癌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肠道微生物群会消耗人体代谢物，并产生自身的代谢产物，从而进一步影响宿主的健康状况。研究发现，年轻发病的结直肠癌患者与年长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代谢物的作用，从而增加癌症风险。　　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 (AI) 算法整合了现有的研究数据，并分析了哪些因素与未来研究最为相关。结果令人惊讶地显示，饮食差异(通过代谢物分析确定)占了年轻发病患者和年长发病患者之间观察到的差异的很大一部分。这一发现强调了饮食在年轻人结直肠癌发病机制中的关键作用，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饮食干预：预防年轻发病结直肠癌的可行策略　　研究发现的一个令人鼓舞的结果是，通过饮食干预可能有效降低年轻人群中结直肠癌的风险。相比于改变肠道微生物群，调整饮食习惯要相对容易且可行性更高。研究表明，通过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摄入，可能有助于降低与精氨酸代谢和尿素循环相关的代谢物水平，从而降低结直肠癌的风险。　　目前，研究团队正在分析全国范围内的数据，以验证克利夫兰诊所的研究结果。如果全国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下一步将是测试某些饮食或市售药物是否能够调节精氨酸生成和尿素循环，从而预防甚至治疗早发性结直肠癌。这一研究方向不仅为年轻患者的结直肠癌预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未来的癌症治疗研究奠定了基础。　　临床实践的变革：从筛查到饮食指导　　尽管筛查和监测是预防结直肠癌的有效手段，但这项研究表明，医生在年轻患者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资深作者兼胃肠肿瘤学家 Suneel Kamath 医学博士表示，饮食因素可能是结直肠癌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医生在与年轻患者讨论预防措施时，应更加重视饮食指导。　　Kamath 博士指出，在这项研究之前，尽管他已经意识到饮食对结肠癌风险的重要性，但并未在患者的首次就诊时与他们详细讨论饮食问题。然而，随着新研究结果的出现，他现在总是确保在诊疗过程中强调饮食的重要性，并鼓励患者及其家属根据研究结果做出明智的生活方式选择。　　结论：从研究到行动的转变　　克利夫兰诊所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年轻人结直肠癌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尤其是饮食与代谢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摄入，可能有效降低与精氨酸代谢和尿素循环相关的代谢物水平，从而降低年轻人结直肠癌的风险。这一发现不仅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新的预防策略，也为公众健康宣传和饮食指导提供了科学依据。　　随着更多研究的开展，科学家们将继续探索饮食与结直肠癌之间的复杂关系。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揭示更多关于代谢物、肠道微生物群以及其他环境因素在结直肠癌发病中的作用，为预防和治疗这一疾病提供更全面的指导。对于年轻患者来说，及早意识到饮食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有助于减少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并改善整体健康状况。

　　在生物学的世界中，细胞如何自我组织成复杂的图案，一直是科学家们探讨的热点话题之一。角质形成细胞作为上皮组织的基本单元，展示了一种令人着迷的能力，即通过细胞间的粘附形成复杂的图案。北海道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Ken Natsuga 及其研究团队的一项新研究揭示了这一过程背后的生物学机制。这项发表在《生命科学联盟》杂志上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角质形成细胞如何通过粘附形成图案，也对细胞的命运决定和上皮分层提供了新的见解。　　角质形成细胞的图案形成与细胞间粘附的关系　　角质形成细胞是上皮细胞的一种类型，主要分布在皮肤的表皮层中。它们在维持皮肤屏障功能、保护身体免受外界损害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这些细胞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形成图案的机制仍然是生物学研究中的一大未解之谜。指纹就是角质形成细胞图案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影响这些图案形成的因素，如基因表达和细胞分化，但细胞间粘附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直到最近才被深入研究。　　Ken Natsuga 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发现，角质形成细胞的图案形成过程与细胞间粘附密切相关。研究人员在实验中使用了原始异质细胞系以及单细胞衍生培养物，观察到角质形成细胞在培养过程中表现出随机移动的行为，并最终形成高密度和低密度区域。这种自发形成的图案，展示了细胞如何通过相互粘附而组织成具有特定结构的模式。　　饥饿与粘附在图案形成中的作用　　研究还表明，培养基中的营养状态对角质形成细胞图案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当培养基中的营养物质逐渐被角质形成细胞消耗时，细胞间的图案重新出现，这表明营养匮乏可能会触发细胞重新组织和粘附的过程。相反，当研究团队更换培养基时，图案变得模糊不清，这一现象进一步验证了饥饿状态对图案形成的重要性。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图案形成过程中细胞粘附的分子机制，研究团队进一步检查了角质形成细胞中的基因表达情况。他们发现，细胞粘附蛋白和角质形成细胞分化蛋白在高密度区域中表达显著上调。特别是 E-钙粘蛋白和肌动蛋白等粘附连接 (AJ) 分子在高密度区域的细胞间连接处的集中表达，揭示了这些粘附分子在图案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数学模型验证与生物学意义　　为了验证实验发现，研究团队还利用数学模型进行了模拟。在该模型中，研究人员假设在空间均匀的密度和压力条件下，强细胞粘附会导致角质形成细胞密度模式的出现。结果显示，强粘附确实能够诱导细胞组织成特定的密度模式，这为理解角质形成细胞的图案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此外，研究还表明，这种细胞间粘附诱导的图案化不仅影响细胞的排列方式，还对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在小鼠皮肤细胞的实验中，研究团队观察到血清饥饿能够显著影响表皮的分层(即一种角质形成细胞的分化过程)。这些发现表明，细胞间粘附在决定细胞命运和上皮层分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CAIP 模型与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这些实验结果，Ken Natsuga 及其团队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细胞间粘附诱导模式化 (CAIP) 模型。该模型强调，细胞间粘附不仅是细胞组织形成图案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通过这一模型，研究团队加深了对细胞组织在发育过程中如何通过粘附来决定其命运和上皮分层的理解。　　展望未来，研究团队计划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添加更多变量，以进一步探讨在发育过程中与图案化同步发生的其他生物过程。例如，他们可能会研究不同的生长因子和信号通路如何在细胞图案化中起作用，或者探讨环境因素如机械压力和化学梯度对图案形成的影响。　　结语　　Ken Natsuga 团队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角质形成细胞如何通过细胞间粘附形成复杂图案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细胞粘附在生物组织组织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还为未来的皮肤病研究和再生医学应用提供了潜在的指导。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机制被揭示，为上皮组织的健康和疾病治疗带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