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的孙备教授团队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马平安研究员团队合作，成功开发出一种针对双重抑制葡萄糖和谷氨酰胺摄取诱导胰腺癌细胞焦亡的纳米药物。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国际期刊上，并且获得该期刊封面文章的荣誉。胰腺癌是消化系统中最凶恶的肿瘤，现有治疗方法效果有限。研究表明，胰腺癌细胞对葡萄糖和谷氨酰胺依赖性极高，且具有“成瘾性”。破坏这种成瘾可能使得胰腺癌细胞失去生存基础。人血白蛋白纳米颗粒作为血浆中含量最丰富的物质之一，具有毒性低、稳定性高、易加工等优点，常被用作药物传递工具。其中，结合白蛋白的紫杉醇已被纳入临床指南，成为胰腺癌治疗的首选药物。目前，诱导细胞焦亡的葡萄糖饥饿疗法主要采用葡萄糖氧化酶，但此法需氧气参与，而胰腺癌缺血缺氧，因此疗效受限。研究团队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确定了胰腺癌中两个重要的转运蛋白GLUT1和ASCT2分别调控葡萄糖和谷氨酰胺摄取。团队采用人血白蛋白纳米颗粒，通过自组装制备了传递这些转运蛋白抑制剂的纳米药物。这种纳米药物释放出特异性抑制剂，有效阻止了胰腺癌细胞摄取葡萄糖和谷氨酰胺，导致肿瘤细胞缺乏营养并加剧了氧化应激。抑制谷氨酰胺还妨碍了谷胱甘肽的合成，加剧了氧化应激反应。这两者协同作用，增加了活性氧水平，最终诱导了胰腺癌细胞焦亡。实验结果表明，该纳米药物在体内外均表现出良好的抗癌效果，并降低了胰腺癌标志物糖类抗原19-9的水平。细胞凋亡会释放免疫原性物质，从而激活免疫细胞，为胰腺癌免疫疗法提供新的方向。另外，糖类抗原19-9是胰腺癌细胞上高表达的糖蛋白，已被美国FDA批准作为胰腺癌的诊断标记物，被广泛应用于该癌症的诊断、预后评估和治疗效果监测。有关研究首次使用糖类抗原19-9来评估纳米材料对胰腺癌治疗的效果，更符合临床需求。专家们的评价显示，这项研究揭示了双重饥饿对胰腺癌细胞焦亡的影响途径，同时还提出了一种有效的策略，可以构建针对肿瘤代谢的靶向治疗纳米药物。这为未来纳米抗癌药物的设计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展示了人类克服胰腺癌这一难题的希望。

恒瑞医药陷入了一场涉及多国监管的风波。在位於連雲港的生產基地，當其在年初接受FDA的例行檢查時，發現了一系列與CMC相關的問題。在海外药品上市申请方面，CMC问题并不稀奇，所以没必要太过惊讶。恒瑞医药还表示，已经提交了针对检查发现的缺陷的整改答复和完成情况跟踪报告。然而，恒瑞医药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国内药企，需要在CMC领域有更出色的表现。毕竟，不仅恒瑞医药，诸如科济药业等国内药企，因CMC问题而遭遇上市和临床方面的困难。医药产业的各个环节非常繁杂，不仅需要快速研发，还要考验临床试验、数据分析以及注册申报、产业化等多个步骤，每个环节都关系到成功与失败。木桶装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需要注意的是，恒瑞医药的问题不只是在药品安全方面存在核心问题，还牵涉到企业试图隐藏关键生产记录的不当行为。这也引起了市场的关注。显而易见，对于所有希望走向国际舞台的国内药企来说，除了在临床领域全力以赴外，也需要在合规方面持续努力。八个重点问题在药品制造的复杂流程中，CMC起着重要作用，包括从改善生产工艺、控制杂质、设定质量标准到研究稳定性等多方面，是保证药品安全性和功效性的关键。考虑到其重要性，CMC合规性自然成为包括FDA在内的全球监管机构重点审查的焦点。根据数据显示，FDA在2008年至2017年间的所有回应函中，总共提出了644个具体问题，其中涉及CMC的问题最为普遍，共有125次，占总问题数量的30.4%。可以看出，涉及CMC的问题所占比例显著，凸显了该环节存在普遍性和严重性的潜在问题。随着国际化进程加快，国内药企需要迈过更高门槛，因为他们面临着更加严格的海外监管要求。恒瑞医药的遭遇是一个引以为戒的案例。2024年1月8日至16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恒瑞医药在江苏连云港的工厂进行了全面检查。随后发布的报告指出，该公司面临一系列在CMC和GMP方面的合规挑战。举例来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出恒瑞医药在废弃物处理区域中等待销毁的注射药品没有得到妥善的安全保管。恒瑞医药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灭菌流程来防止微生物污染，并且未能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物，也同样受到FDA的指责。在检查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调查人员发现存放大量已通过验收的注射药品托盘的仓库地面上有大量积水，并且空调冷凝器周围出现了类似黑霉的生长。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档案，恒瑞医药主要存在以下八个问题。事实上，恒瑞医药寄予厚望的双艾组合，在美国上市时遇到了困难，主要是因为CMC问题。尽管恒瑞医药表示，双艾组合并非此次FDA提出问题的原因，但CMC问题依然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最严重的“疏漏”必须指出的是，恒瑞医药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医药领域通常面对的问题。在接受FDA的审查时，恒瑞医药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未能及时向授权人员提供药品生产相关记录，这可能是最明显的疏忽之一。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恒瑞医药进行现场审核时，要求检查团队前往办公废纸丢弃区，这个区域离他们不远。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引起注意的异常事件：当提出查看要求时，一名公司员工立即拿起手机开始通话，可能是在警示内部。在完成任务后，团队并没有回走原来的路线，而是被引导绕行到公司外围，经过侧门，穿过街道直到到达正门，这个多走的路无疑增加了距离。当检查人员走向设施外的垃圾箱时，他们看到一位女员工匆忙地把文件扔进了垃圾箱。周围有两三人在旁看着，其中两人站在副驾驶一侧车门前。另外，检查人员还发现有一人急匆匆地将看似被撕碎的文件从身前搬到身后藏匿起来。随后，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一堆厚约8英寸的数据资料，这些资料是由质量控制实验室产生的并被遗弃在那里。这些发现和其他观察结果显示出，恒瑞医药在提供药品生产记录方面存在问题，严重阻碍了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重要的是，随后的调查证实，这些被抛弃的文件中包含的批次记录、验证报告和变更控制记录与公司存档的正式记录存在不一致之处。FDA将这些行为视为蓄意阻碍检查过程，试图以隐蔽的方式干扰审查，但最终却无法躲过FDA严格的监管。恒瑞医药不慎销毁证据，被FDA意外查获。恒瑞医药的启示根据FDA的纪录，恒瑞医药不是唯一一家试图销毁证据的制造商。去年，印度Intas公司在收到FDA的五项观察警告信后也面临相似情况。该警告是因为监管机构在楼梯间以及工厂外的一辆卡车里发现了装满撕碎并丢弃生产文件的塑料袋。更为尴尬的是，FDA人员发现Intas公司一名分析员正在将生产记录浸泡在醋酸中后销毁于垃圾桶中。很显然，Intas公司的所作所为更加糟糕。然而，在当前医药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能将自己与他人作比较，因为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相反，这是推动行业标准提升，促进产业自我革新的绝佳机会。医疗行业对于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至关重要，企业的存活和发展基于质量和诚信。在应对监管机构的严格规定时，药企应将其看作是推动自身发展和流程优化的动力，而不仅仅是合规的负担。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每一次的监管挑战都是对药企的责任和专业水平的考验。随着全球监管机构审查愈发严格，以及公众对药品安全广泛关注，恒瑞医药和其他国内药企应该将之视为发展机遇，加强内部管理，确保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透明度和合规性。这是确保医药行业信誉、保障患者生命健康的基础，也是关乎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制药公司需要跳出单纯的市场竞争思维，努力构建一个以质量和诚信为核心价值观的生态系统。只有那些专注于提升、遵守高标准的企业，才能在全球医药领域中赢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就像海外媒体所报道的一样，当FDA来检查制药厂时，最好与他们合作。这不仅是对监管机构的尊重，也是对企业声誉和患者安全的责任表现。

新药正在受到意料之外的力量压力。在A股近500家药企中，只有两家的营收达到了千亿元的水平。截至2023年，上海医药以2603亿元的营收在A股医药行业排名第一。这家巨头在短短一个半月内连续终止了7个新药研发项目，研发投入高达4.37亿元被视为无效投入。上海医药在左手切断管道的同时，表明中国创新药同质化产能过剩的问题仍在持续解决中；右手则积极拥抱跨国药企，通过药品合约推广服务业务实现收入快速增长，展现引进创新药物的势头日益强劲。作为中国最大的进口药品代理商，上海医药是我们了解进口创新药市场状况的重要渠道。跨国公司在中国新药市场长期保持主导地位，这是先发优势和临床效益共同作用的市场结果，是合理的。然而，在中国，医药合同制造组织和创新药面临分离的威胁之际，跨国公司正在透过上海医药和华润医药这两家医药基础设施运营商，掌控全国医药供应链的命脉，以加速扩大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1、左手砍管线2024年的1至4月，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包括生育保险）的总支出是7169.71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9.8%。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的支出为3865.42亿元，同比减少了23.2%。截至2024年6月7日，港股创新药指数2023年/2024年的跌幅分别是19.33%/21.80%。在65家通过港股18A通道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中，有15家市值跌破10亿港币，而31家市值跌破20亿港币。在这个行业环境中，淘汰低效率的管道变得越来越常见，但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选择保密行动。在信息披露方面，它们应该向那些资深的国有企业学习。2023年，上海医药的净利润达到了376.8亿元，现金储备总额为407亿元。该公司成功削减了7个产品线，而且没有造成实质影响。作为医药行业的巨头，上海医药对终端市场有着深刻的了解。它对于哪些产能过剩进行了批量化的止损操作，为创新药企合理分配研发资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I010（EGFR-TKI）：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于2016年11月获批开始进行临床试验，目前正在进行I期临床试验的尾声阶段，总投入研发经费达4759.90万元。B002（HER2单抗）用于治疗HER2阳性的转移性乳腺癌，同时也可作为新辅助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的选择。该药在2017年9月获得批准进行临床试验，目前处于I期临床试验的收尾阶段，研发资金累计投入13279.03万元。B003（HER2ADC）：适用于治疗HER2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已于2018年1月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目前正处于II期临床试验的招募阶段，研发累计投入14135.93万元。B001（CD20单抗）：用于治疗CD20阳性的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已于2016年8月获准进行临床试验，目前正处于I期临床试验的结束阶段。累计研发投入为6466.68万元，计划终止针对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B-NHL）的治疗临床开发。B001-A（CD20单克隆抗体）：计划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MS），已于2021年6月获批开展临床试验，但随后未继续进行临床研究。本次决定终止针对MS的临床开发，并总计投入研发款项达593.46万元。I022（CDK4/6 抑制剂）：与来曲唑联合使用，用于一线治疗乳腺癌，于 2020 年 5 月获批进行临床试验，目前处在II期临床试验的结束阶段，累计研发投入为 699.37 万元。其他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和后续开发仍在正常进行中。I022-K（CDK4/6抑制剂）是用来治疗晚期实体瘤（KRAS突变）的药物，已于2021年8月获批进行临床试验，目前正处于I期临床试验的收尾阶段，总研发投入金额达3699.90万元。作为一个国有企业，上海医药处于医药商业领域，却缺乏创新的基因。在选择了7个已经被竞争激烈的靶点进行立项后，再加上临床开发效率非常低，如今已经变成了废品。砍斷供應線的大刀也許還未落下。上海醫藥與俄羅斯BIOCAD公司合資成立的上藥博康企業，引進了首批6款生物製劑產品，其中PD-1單克隆抗體（BCD-100）已被適應於宮頸癌和非小細胞肺癌的臨床III期研究中，並持續至2021年。2023年，浙江省药品采购平台的前15名药品入库金额排名。2、右臂抱住 MNC公司2016年，47岁的周军被任命为上海医药董事长，他感慨地说：“平静的时代已经终结，汹涌的大时代正在开启。”2017年，上海医药以5.57亿美元收购了康德乐，这家美资医药流通企业在中国经营了近15年，随后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进口药品代理商。2018年，公司获得了15个新药（包括K药、O药）的进口总代理资格，2019年再获得了17个重量级新药（包括达可替尼片、培塞利珠单抗、阿利西尤单抗）在国内的独家代理权。到2023年，公司将引进29种进口总代理药品。2023年11月6日，上海医药与赛诺菲签署了中国战略合作备忘录，涉及超过20种产品在重点疾病领域，合同金额超过50亿，是医药产业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合作之一，开启了中国商业营销服务的新时代。周军在2023年11月18日宣布辞职后即淡出公众视野，随后接受了调查。2023年11月，上海医药与卫材达成了规模为15亿的战略合作，其中包括了仑卡奈单抗等进口药品。仑卡奈单抗是首个在过去20年中获得FDA完全批准的AD新药。自2024年以来，上药控股已成功与优时比、康维德、沃特世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并与默沙东进行高级别交流，合作产品领域和客户拓展步伐加快。上海医药与拜耳自2016年起合作探索跨国药企在中国的CSO业务模式。到2023年，药品CSO合约推广业务销售额约为29亿元，同比增长约50%。2024年第一季度，药品CSO合约推广业务销售额大约为17亿元，同比增长约128%，合作产品数量超过60个，团队成员达到1608人。跨国公司研发新药正在利用CSO加速进入中国市场，逐步将市场推广从成熟产品内部合作扩展到外部合作推广。2023年，华润医药作为另一家医药行业领军企业，其进口业务销售收入达到14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该公司新增引进了14种进口产品，其中包括治疗斑秃的一类重要新药辉瑞利特昔替尼（乐复诺）。从多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数据来看，他们也处于扩张阶段。2023年，阿斯利康、默沙东、拜耳、赛诺菲、罗氏、诺华、诺和诺德、礼来等8家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总收入约为300亿美元，其中默沙东、诺华、诺和诺德和礼来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不论是否考虑到新药的竞争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渠道优势也是非常显著的。每年，浙江都会公布医药采购平台中药品入库金额的排名，截至2023年，前15名中有13家来自外资公司。进入紧张的2024年，跨国公司仍然表现强劲。2024年第一季度，阿斯利康在中国区实现了营收17.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在新兴市场表现突出。而诺华在同一时期中国市场收入达10亿美元，同比增长31%。这主要归功于诺欣妥在高血压领域市场份额的增加，以及可善挺在中国市场成为IL-17抑制剂领先原研药。此外，抗癌药凯丽隆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实现了高增长。诺华还计划在中国建设用于生产放射性配体疗法（RLT）Pluvicto和Luthathera的设施。在2025年之前，新型降脂药乐可为预计会持续在自费市场蓬勃发展，直至进入医保。根据IQVIA艾昆纬发布的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医院药品市场数据显示，外资药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本土药企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2.7%；中成药继续在各主要治疗领域占据第一位置，销售额同比增速为1.3%；在医院用药销售排名前十的产品中，有6款产品来自外资药企。

最近在一个CXO交流群中，盐酸美金刚片、帕瑞昔布钠注射剂、奥美拉挫纳注射剂这些仿制药的批准文号现在都标价三四百万成本，但已连续半年无人问津，几乎都被留给CRO或B证公司。“如果再无人问津，价格可能会下调。”该情况表明，一个市场规模曾一度达到千亿美元、拥有1000多家仿制药CRO公司的行业正进入衰退和淘汰的阶段。审批文件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仿制药CRO行业的生存和发展。随着集中采购的常态化，政策由独家中标转为降价竞争，导致全国市场的药企增加，利润普遍下降。这就意味着，持有B证的医药代理商，即使参与了集中采购，回报率也大幅降低。特别是在B证供应受限之后，办理B证的成本大幅上涨。由于利润减少，许多代理商选择注销B证，导致购买批文的需求急剧下降，这使得作为乙方的仿制药CRO公司陷入困境——项目无法立足，批文价格持续下滑。仿制药CRO的兴盛时期仅维持了短短8年。自2016年开始执行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政策推动了仿制药CRO市场规模达到1500亿（国金证券测算）。此后，新出台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和药品集采制度赋予了众多医药代理商B证，为仿制药CRO行业注入了新的动能。仿制药CRO的模式已经不再仅限于为药企提供技术服务。一些公司选择自行发起项目，成为首家仿制药企，然后将批件出售给那些持有B证、希望进入集采的医药代理商。也有少数CRO在获得B证后，自身转型成为一家仿制药企。受政策优惠影响，仿制药CRO公司数量疯狂增长，导致技术服务价格极度竞争激烈。2019年药学服务价格高达四五百万元，但到了2023年已降至200万元。BE服务曾达到500万元的高峰，但在2023年已降至一半。药企项目开标时，近七八家仿制药CRO公司齐心竞标，导致价格下滑。多位专业人士一致认为，仿制药CRO公司服务的价格战，已于2023年陷入僵局，走向低价竞争的死胡同。低价竞争的结果就是自己被淘汰。一位仿制药企业的研发人员表示，“CRO只以批准为唯一目标，小规模生产工艺不稳定，成本太高。甲方最为无法忍受的是高产量的复制，造成了大量同类竞争对手的出现。”因此，作为购买方的仿制药公司重新启动内部研发工作，不再寻求外部代理。即使是领先的CRO公司，也面临着业务增长受限，现金流普遍下降的挑战。那些相对较小且不知名的CRO公司受到领先CRO公司向下委托订单的影响，处境更加不稳定。多家CRO公司在2024年宣布终止进行IPO的计划，其中包括诺康达、瑞一医药、皓天科技等。淘汰与整合是该行业不可避免的未来发展方向。1、在一致性评价的前提下，仿制药的CRO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15年，随着中国药品审批制度改革的开启，仿制药CRO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今年的7月22日发布了一项通告，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根据公告，对于当年涉及临床核查的1622种药品来说，未通过率已超过74%。根据一篇发表于2016年的《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CFDA在2008年曾组织了一次摸底抽查，选择了一些国产仿制药和原研药进行体外溶出试验比较，结果显示国产仿制药没有一种达到合格标准。在药品质量问题上，医药行业已司空见惯。然而，“722数据核查风暴”正从监管层面揭开了中国临床试验造假的深层问题，这让整个医药行业为之一振。在展开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同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已成为国家改进药品质量的“必杀技”。同一年，《有关展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年版）中2007年10月1日前核准上市的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剂型，必须在2018年底前进行一致性评价。首批需要进行一致性评价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涉及289种产品，1.7万个核准文号，以及1800多家企业。进行一项完整的“一致性评价工作流程”，包括选择和购买参比制剂、进行全面的体外比较研究、完成生物等效性试验，以及进行各项检验核查和技术审评审批，总共约需要26到32个月的时间。在2018年底之前，这么多药物需要进行一致性评价工作，导致许多仿制药企业的研发人员紧张不堪。一位参与中国仿制药CRO行业发展的研发人员表示，除了审查压力外，许多仿制药企业都认为一旦通过一致性评价就能盈利。然而，他们后来发现，在有限的竞争中才能实现盈利。竞争激烈时，利润也难以维持。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药企完成一致性评价后，只有在竞争有限的情况下才能盈利。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外包公司，如仿制药CRO，就忽然间接手临床前药物研究和生物等效性试验等业务需求激增。据国信证券大胆预言，如果假设药学评价的最高成本为200万元，BE评价的平均成本为300万元，那么一个仿制药制剂的评价成本会达到500万元，一致性评价在理论上可能达到1500亿元的市场规模。据东吴证券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考虑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市场的大小、竞争情况、企业策略、参比制剂和BE资源等因素，预计2018年CRO市场规模将超过200亿元；随着一致性评价范围的扩大，预计2018年之后CRO市场可能达到535亿元。仿制药CRO公司数量迅速增加。在2015年，能够进行一致性评价工作的CRO大约有200多家。到了2018年，CRO公司的数量增长到了1000多家。服务价格也水涨船高，临床前药学服务的价格轻松能达到两三百万。生物等效性研究（BE）的费用从2008年左右的30万以内，增长至2016年的300多万，最高时能达到500万。自2018年起，国家采购将“一致性评价”列为药企参与集中采购的条件之一，并且允许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与原研药进行公平竞争。因此，仿制药企对一致性评价的需求进一步上升。据数据显示，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数量已从2018年的152个迅速增长至2022年的1815个。2、在MAH制度下，仿制药CRO迎来了新的机遇。2019年12月1日，全国正式推广MAH制度，这为仿制药CRO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在MAH制度出台之前，药品上市许可和生产许可之间一直存在捆绑。MAH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允许上市许可和生产许可解耦，旨在促进创新药研发。在这一制度下，即使缺乏GMP工厂，CRO、CSO、原料药企等也可成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2年的“MAH制度推动制药产业变革与发展”主题会议上，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我国共有8781张药品生产许可证，其中MAH持有者获得的B证有1062张。新获得B证的企业有502家，涵盖研发型企业、原料药企业、药品销售企业、以及业外投资企业，其中药品销售企业占大多数。药品集中采购使医药销售公司的利润被压缩，但MAH制度的引入为它们提供了以轻装上阵成为“药企”的机会。获得B证后，它们可以委托CRO进行研发，再委托CMO进行生产。一旦药品在集中采购中获标，就能分享全国市场。CRO的客户群体已经从以前的仿制药生产企业扩大到了持有MAH的主体，主要是持有B证的药品销售代理公司。因为CSO公司在研发方面几乎一无所知，CRO公司在项目启动和审批阶段扮演了关键主导角色。一些头部仿制药CRO看到了这一商机，它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自主研发上，项目获得CDE认可后，以三至五倍成本价卖给医药销售公司或制药企业。利润相当可观，其他仿制药CRO纷纷开始效仿。海纳医药特别强调在其上市招股书中，其经营模式与传统CXO（医药外包）行业不同，“委托什么、研发什么”，公司发展了自主研发成果转化的独特路径，可将自主研发产品转化为阶段成果或将药品上市许可直接转让给客户，形成“CXO+MAH”模式（MAH：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现“研发一批、转化一批”的目标。

研发抗肿瘤药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研发治疗胃癌的药物则更加具有挑战性。近年来，治疗晚期胃癌的方法不断增加，但患者整体生存时间的改善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在这个领域仍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在CLDN18.2阳性的患者中，一个重要的未解之谜就是关于CLDN18.2单克隆抗体和免疫治疗的使用顺序究竟如何。当然，在目前肿瘤治疗迅速进展的情况下，这些未知情况终将过去。在今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创胜集团发布了TST001三联疗法的临床数据，或许预示着上述未知情况可能得到揭晓。根据数据，不管是与Z药或O药一起进行化疗相比，还是与O药一起进行化疗相比，“TST001+O药+化疗”这种三种联合疗法都可能明显增加临床效果。尽管上述比较并非“一一对照”，但极具积极性的数据可能证明一点，TST001有可能重新定义CLDN18.2阳性、HER2阴性胃或食道结合部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标准。揭开悬念?虽然Z药还在等待FDA的批准，但其所带来的“悬念”已经逐渐显露。根据GLOW试验结果显示，无论PD-L1表达水平如何，将Z药和CAPOX联合使用可以将CLDN18.2阳性患者的PFS（无进展生存期）从6.80个月延长至8.21个月。在CLDN18.2呈阳性的病人群体中，这个数字大致与O药和化疗联合治疗的效果相当。参考CheckMate-649的研究，纳武利单抗与化疗联合治疗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7.7个月，与Z药物的联合应用结果相似。因此，针对CLDN18.2呈阳性的患者，如何选择治疗方案的顺序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医学界还广泛关注一个关键议题：通过联合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这三项手段，是否能够超越单独进行靶向治疗与化疗或免疫治疗与化疗的疗效？最新数据显示TST001三联疗法的效果，为纠纷提供了有力支持，预示着问题或将迎来解决。根据具体数据显示，对于CLDN18.2高或中度表达的患者来说，无论PD-L1表达情况如何，在采用“TST001+O药+化疗”的组合疗法后，中位PFS达到12.6个月，明显超过目前治疗方案的平均值。此外，根据更全面和稳定的统计指标风险比（HR）来看，将CLDN18.2表达极低或不表达的患者群体作为替代参照组，对于高/中表达的患者来说，TST001三联疗法的优势得到了更多数据支持。根据分析结果显示，接受三联疗法的CLDN18.2高/中表达的患者群体与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较低表达或无表达的患者相比，降低了56%的风险，其风险比(HR)仅为0.443。若将CLDN18.2低表达患者并入分析，即CLDN18.2高中低度表达的患者相较于极低表达或无表达的患者，降低了44%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HR为0.56。通过对比，GLOW实验中Z药与其他治疗方案PFS的相对风险为0.687，而Checkmate-649研究中的对应数值为0.77。可以看出，TST001三联疗法在降低疾病进展风险、增加临床效益方面展示出更为显著的优势，进一步凸显了该疗法在改善患者预后方面的潜在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在CheckMate649中，PDL1CPS<5的人群接受O药时获益有限，同时O药结合化疗的中位PFS为7.5个月，风险比仅为0.93。而在该研究中，CPS<5，CLDN18.2高/中表达的患者群体中位PFS同样达到12.6个月，验证了临床前研究中TST001治疗可提高PDL1的表达，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具有协同增效。因此，不论CPS的表达情况如何，三联疗法都可能为患者带来相同的益处，成为最佳治疗选择。尽管TST001三联疗法显示出惊人的效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与GLOW试验进行详细对比后，发现TST001实际上的战斗力可能还被低估了。由于GLOW实验将CLDN18.2阳性定义为表达量超过75％，大约占据所有胃癌患者的38％；在Z药的FAST试验二期中，CLDN18.2表达较低的患者没有得到益处，中位PFS仅为4.3个月。在TST001三联疗法研究中，高表达CLDN18.2患者的40%显示中位PFS为12.6个月；而低表达的30%患者中，中位PFS为8.5个月，仍旧表现出治疗效益。这表明TST001三联疗法可能对占68%比例的高低表达CLDN18.2患者群体带来临床好处。因此，市场对TST001三联疗法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将其视为可能在胃癌治疗领域引起革命性变化的一种“规则改变者”。拉开差距TST001在CLDN18.2靶向治疗领域中的竞争优势将因三联疗法数据的公布而得到进一步巩固。凭借先进的临床战略和前瞻性市场布局，创胜集团早已将TST001打造成一线治疗的有力竞争对手，并正在准备启动该三联疗法的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这次数据公布暗示了TST001作为一线治疗的成功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公司将加快全球III期临床试验的推进速度。根据公司的消息，TST001目前正在确认全球第三阶段合作伙伴的过程中，而很有可能的选择是MNC，这一举动将为项目注入更多活力。这种情况无疑会加大竞争对手“Z药”面临的压力。由于遇到CMC问题，“Z药”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上市计划受到了影响，最新的目标行动日期被延迟至2024年11月9日，即使一切顺利，它在美国的批准时间也将比原计划晚大约一年。因此，“Z药”在美国市场的领先优势显著减弱。TST001展示出更出色的临床数据，得到强大合作伙伴支持，对“Z药”的挑战步伐可能会明显加快。除此之外，这一举措也将进一步扩大TST001与其他靶向CLDN18.2的药物之间的差距。目前，CLDN18.2靶向药物主要用于晚期治疗，例如热门的CAR-T细胞疗法和抗体药物联合疗法。针对追赶者来说，当前或许会遇到一线胃癌治疗方案可能被TST001颠覆的情况。这可能需要他们重新评估和调整研发路径和时间表。何况，TST001还具有在伴随诊断抗体领域的前瞻性布局优势。创胜集团与安捷伦合作的伴随诊断抗体在今年的AACR年会上披露了Claudin18.2IHC14G11pharmDx试剂的早期积极研究结果。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支持注册临床开发工作，GMP伴随诊断试剂盒已经可以用于病人筛选。这不仅为全球III期临床试验提供了必要的设备，也为未来的FDA批准奠定了基础，这是当前国内许多CLDN18.2研发企业所缺失的重要环节。综合考虑，鉴于TST001在临床试验中所取得的积极结果，其潜在价值有望大幅提升。放大价值毫无疑问，TST001三联疗法最新研究成果的揭晓，最主要的受益者当属CLDN18.2这一特定靶点。自1998年被发现以来，人们一直对CLDN18.2格外关注。Z药的面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靶点的潜在效果，尽管它本身的一些限制还未完全揭示CLDN18.2在治疗方面的潜力。TST001三联疗法的问世，不仅在治疗效果方面取得了明显突破，而且在覆盖CLDN18.2低表达患者群体方面呈现积极态势，无疑为CLDN18.2靶向药物的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考虑到CLDN18.2不仅在胃癌中表达，还在胰腺癌等缺乏。

亚盛医药宣布，耐立克®（HQP1351）原创1类新药已获NMPA CDE批准进行临床试验，旨在治疗系统性全身治疗失败的SDH缺陷型GIST患者，并将展开全球注册III期临床研究，标志着该公司实体瘤领域临床开发的重要进展。这项研究是一项全球多中心、单臂、开放性的关键III期登记临床试验，旨在评估耐立克®在SDH缺陷型GIST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CDE已批准该临床试验的结果将支持将来SDH缺陷型GIST的适应症上市申请。胃肠道间质瘤（GIST）是最普遍的消化道软组织肿瘤，全球每年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中1至1.5例。KIT和PDGFRA是GIST主要致癌基因，85%至90%的患者携带这些基因的突变。通过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使用，这类GIST患者的预后有所改善。即便如此，大约85%的儿童GIST和10%至15%的成人GIST患者并未带有KIT或PDGFRA突变，即被称为野生型GIST。根据缺失是否在SDH基因中发现，野生型GIST可被分为SDH缺陷型和非SDH缺陷型。SDH缺陷型GIST具有独特的临床病理特征。研究显示，患者的平均诊断年龄为21岁，女性患病较多，好发部位为胃，易转移，免疫组化结果显示SDHB蛋白缺失。部分早期局限型患者可通过手术治疗，但大多数患者会出现复发。目前，对于复发和晚期的SDH缺陷型GIST患者尚无标准治疗方案，伊马替尼治疗效果不佳，其他TKI也并不理想。据统计，5年无病生存率仅为24%。SDH缺陷型GIST通常在年轻时发病，对患者生存质量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生存期也明显缩短，因此迫切需要新的治疗方法以满足临床需求。耐立克®是亚盛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种新型口服抗癌药物，属于第三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此前，这种药物已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列入突破性药物范畴，用于治疗SDH缺陷型GIST患者，这些患者的病情曾经接受过一线治疗。作为一种多靶点的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立克®在治疗SDH缺陷型GIST患者中表现出卓越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截至2022年，该药物已连续三年被选入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并在最近举办的第60届ASCO年会上进行了口头报告，介绍了最新研究进展。数据显示，对SDH缺陷型GIST患者的临床疗效率高达92.3%。耐达替尼®是中国首个推出的第三代BCR-ABL抑制剂，目前已经有两个批准适应症，分别用于治疗任何TKI耐药、并且伴有T315I突变的慢性髓细胞白血病（CML）慢性期（-CP）和加速期（-AP）的成年患者；以及治疗对一代和二代TKI耐药和/或无法耐受的CML-CP成年患者。耐达替尼®在中国的市场推广由亚盛医药和信达生物共同负责。

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引发多动腿综合征（一种在老年人中常见的疾病）的基因线索。这一发现对于识别患有此病风险最高的人群，并提出潜在的治疗方法有所帮助。焦躁腿症状会导致腿部感到不适的蠕动感，同时产生强烈的想要不停动腿的冲动。有些人只是偶尔会出现这种症状，但也有人每天晚上都会感受到。这种不适通常在晚间或夜间加重，并会严重影响入睡。尽管不安腿综合征是相对普遍的疾病，老年人中有高达十分之一的人可能出现症状，而有 2-3% 的患者严重受影响并求医寻求帮助，但人们对其病因了解甚少。患有这种综合征的患者通常还患有其他疾病，例如抑郁、焦虑、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但尚不清楚其原因。先前研究已确认了22个遗传风险位点，这些位点表示我们基因组中可能与疾病风险增加相关的变异区域。然而，目前还没有已知的生物标记，例如特定的遗传特征，可用于客观地诊断该疾病。为了深入探索该疾病，来自慕尼黑的亥姆霍兹慕尼黑神经基因组学研究所、慕尼黑工业大学（TUM）人类遗传学研究所以及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联合领导了一支国际团队，对三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的数据进行了综合和分析。这些研究通过比较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DNA，旨在发现不安腿综合征患者中更为普遍的遗传差异。该团队整合这些数据，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数据集，包含超过100,000名患者和超过150万名未受影响的对照者。今日研究成果已刊登于《自然遗传学》期刊。剑桥大学的史蒂文·贝尔博士作为论文的合著者表示：“这项研究是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研究对象是这种常见但了解程度很少的疾病。通过研究了解不安腿综合征的遗传基础，我们希望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和治疗该疾病，以期改善全球数百万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团队发现了超过140个新的遗传风险点，从而将已知点的数量增加了八倍，达到164个，其中包括三个位于X染色体的位置。研究人员发现，尽管这种疾病在女性中的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但男性和女性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遗传差异，这表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性别差异可能是遗传和环境（包括激素）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团队发现的两种遗传差异与谷氨酸受体1和4有关，这两种基因对神经系统和大脑功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已有药物（如吡侖帕奈和拉莫三嗪等抗癲癇藥）可能会针对这些基因进行作用，或者借助这些基因来研发新药。早期试验显示，患有不安腿综合征的患者对这些药物有积极的反应。研究人员称，通过年龄、性别和基因标记等基本信息，可以精确地识别出90%的人更有可能患上严重的不安腿综合症。为了研究不安腿综合征对整体健康的影响，科研人员采用了一种名为孟德尔随机化的技术。这一技术利用遗传信息来研究因果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该综合征会提高患糖尿病的风险。尽管认为血液中铁含量的降低可能引发不安腿综合征，因为这可能导致多巴胺等神经递质水平下降，但研究人员尚未发现铁代谢与遗传之间有紧密联系。尽管如此，他们指出，他们无法完全排除铁代谢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因素。

随着前列腺癌的进展，它的侵袭性不断增强并可能发生转移。这类肿瘤难以治疗，死亡率高：在全球范围内，前列腺恶性疾病是男性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常见原因。一项国际研究由卢卡斯·肯纳（维也纳医科大学）和莎宾·拉格（维也纳兽医大学）领导，他们已发现了一种可减缓肿瘤生长的蛋白。此研究结果刊登在知名期刊《分子癌症》上，为疗法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目前，科学界尚未完全阐明导致前列腺癌进展的复杂分子过程。研究人员正深入研究一种名为JUN的蛋白质，认为它可能推动肿瘤生长。许多研究已经发现癌症中JUN的产生过多。据维也纳医科大学临床实验室的医学研究所以及维也纳兽医大学实验动物病理学系的Lukas Kenner解释，这意味着肿瘤生长与高JUN水平之间存在连接。与国内外合作伙伴一起合作，研究结果表明前列腺癌的情况与预期相反：通过小鼠模型和临床样本的研究显示，JUN含量高时，前列腺癌的进展并未加速，而是减缓。相反，当蛋白质缺失时，肿瘤生长速度更快。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科研人员发现JUN在基因激活和细胞生长等各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JUN通过影响免疫反应，明显参与调控前列腺癌，”维也纳兽医大学实验动物病理学系的Sabine Lagger解释了正在研究的关联。如果这种蛋白质缺失，就会影响肿瘤微环境中某些免疫细胞的招募，导致癌症加速生长。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前列腺癌对免疫疗法的反应较弱，也为如何重新激活局部免疫反应提供了帮助。男性最普遍的癌症近几十年来，前列腺癌一直是奥地利男性中最普遍的癌症之一。每年约有6,000例新病例和1,300例因前列腺癌而死亡。大多数情况下，前列腺肿瘤仍然局限于原发地，并且治疗相对较容易。但大约20%的患者会发展为转移性前列腺癌，这种类型的癌症治疗难度较大。Sabine Lagger和Lukas Kenner的研究表明，激活JUN可能是一种有望减缓前列腺癌发展的治疗选择。在进一步调查并确认结果之前，他们总结了研究的重要性。

斯坦福医学院研究了成千上万例乳腺癌患者，发现在怀孕时我们所继承的基因序列可以有效地预测我们未来数十年可能患上的乳腺癌种类和疾病严重程度。这项研究对于“大部分癌症是由我们一生中积累的偶然突变所致”这一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相较之下，研究指出，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序列（也就是生殖细胞基因组）在决定带有潜在致癌突变的细胞是被免疫系统检测和清除，还是逃过检测而发展成新癌症中扮演了积极的作用。“自2015年起，我们开始假设某些肿瘤可能在一开始就具备恶性潜能——也就是说，在疾病早期就确定了它们可能发生转移，” Curtis说。“我们和其他人后来在多种肿瘤中证实了这一发现，但这些发现为我们认识到这种现象可能早在多久前就已发生提供了全新视角。”癌症形成的新理解这项研究深入剖析了新生癌细胞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研究者和医生提供了更全面和有效的了解，或许有助于更准确地预测和治疗乳腺癌。目前，只有极少数备受关注的癌症相关基因突变被广泛用来预测癌症，但这些突变仅占很小一部分。其中包括BRCA1和BRCA2，大约有500名女性中就有1名患有这两种突变，这会增加患乳腺癌或卵巢癌的风险；还有一种少见的TP53基因突变，会导致李-法-美尼综合征，易导致患儿和成年人患上肿瘤。研究显示，健康人群中可能存在数十甚至数百种额外的基因变异，这些变异通过与免疫系统的互动影响了为何一些人终身不会患癌症。霍拉汉表示：“我们的研究结果不仅可以推测某人会患哪种亚型乳腺癌，还提示了该亚型的侵袭性和转移性。此外，我们猜测这些基因变异可能会影响个体患乳腺癌的风险。但是，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确认这一观点。”我们所继承自父母的遗传物质称为生殖细胞基因组。它们是由父母基因构成的映像，可能会带有微小的差异，这导致一些人拥有蓝眼睛、棕色头发或 O 型血型。一些遗传基因中包括一些从一开始就提高患癌症风险的突变，例如BRCA1、BRCA2和TP53。相反的是，大部分癌症相关基因其实是我们所称的体细胞基因组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生命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细胞正在不断地进行分裂和死亡。每次细胞复制 DNA 时，都有可能发生错误，这些突变会逐渐积累。肿瘤中的 DNA 通常会与个体的血液或正常组织中的生殖细胞基因组进行对比，以确定哪些变化可能导致细胞癌化。乳腺癌的分类方式2012年，Curtis开始利用机器学习的技术深入探究数千种乳腺癌中发生的体细胞突变类型。她最终将乳腺癌分类为11种亚型，每种亚型的预后和复发风险各不相同。她还发现，其中四种亚型无论在确诊后的10年还是20年内，都存在更高的复发可能性。这些发现对于临床医生进行治疗决策以及与患者讨论长期预后至关重要。先前的研究指出，携带 BRCA1 基因遗传突变的人更容易罹患三阴性乳腺癌。这种关联表明生殖细胞的基因组可能存在某些潜在影响，会决定一个人患某种乳腺癌亚型的可能性。霍拉汉表示：“我们希望了解遗传DNA是如何影响肿瘤演变的。”因此，他们对免疫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生物学中存在一个怪现象，即使细胞健康，也会经常将细胞质中漂浮的小蛋白块用来装饰细胞膜——这种外观体现了它们内部的特征。这种显示的基础是H LA（人类白细胞抗原）蛋白，这些蛋白在不同个体之间有显著的变化。类似时尚警察，名为T 细胞的免疫细胞在体内巡视，寻找任何可疑或异常的物质（称为表位），这可能表明细胞内部存在问题。受病毒感染的细胞会展示一些病毒蛋白；患病或癌症的细胞会以异常蛋白为标记。这些不端行为会激活T 细胞来消灭这些罪犯。Houlahan和Curtis决定聚焦于致癌基因，当这些正常基因发生变异时，会导致细胞摆脱原本维持正常状态的调控途径。通常，这些变异以正常基因的多个副本形式出现，这些副本会依次连接在DNA上——这便是基因组变异的结果，被称为扩增。致癌基因的特定扩增会推动不同的癌症通路，在Curtis最初的研究中，它们被用来区分不同乳腺癌亚型。珠宝在生活中的份量研究人员想要了解，具有高度可识别性的表位是否更容易吸引T细胞的关注，与其他更朴素的展示相比（类似于比较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悬垂式绿松石耳环和简单的银耳钉之间的不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相较于携带相同基因的较朴素版本的细胞，携带了更加华丽版本的致癌基因的细胞可能更难在不引起免疫系统警惕的情况下完成其增殖。（一对过于华丽的绿松石耳环可以被原谅；然而五对耳环可能会导致巡逻的时尚T细胞从好奇变为疑虑。）研究者对大约6,000例不同阶段的乳腺肿瘤进行了研究，以探究每种肿瘤的亚型是否与患者的生殖系致癌基因序列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具有高生殖系表位负荷（即大量闪亮）的致癌基因遗传者，以及能够突显该表位的HLA类型的人患上乳腺癌致癌基因扩增的亚型的可能性明显减少。然而，也有研究人员意外地发现，患有较高生殖细胞负担的癌症，假如在早期发展时逃避了免疫细胞的攻击，通常比那些病情较轻的癌症更具侵袭性，预后也更糟糕。“Houlahan 表示，在癌症的早期和侵袭前阶段，高生殖系表位负荷可以起到预防作用。”“但一旦肿瘤受迫与免疫系统抗衡并找到克服机制，携带高生殖系表位负荷的肿瘤将表现出更强的侵袭性，更容易发生转移。在肿瘤恶化进程中，这种趋势会逆转。”“肿瘤和免疫细胞之间一直存在着一场竞争，”Curtis 表示。“在肿瘤刚形成时，它们可能更容易受到免疫系统监视和攻击。实际上，很多肿瘤可能会在这个阶段被清除掉，而没有引起关注。不过，免疫系统并非总能取得胜利。有些肿瘤细胞可能会逃过被清除，这些幸存的肿瘤会发展出能够躲避免疫监视和攻击的策略。我们的研究揭示了这个复杂的过程，或许能为治疗干预的最佳时机提供线索，包括如何将免疫”。研究人员预计未来将利用生殖细胞的基因组，对Curtis确定的11种乳腺癌亚型进行更详细的分层，以指导治疗决策，提高预后并加强复发监测。这项研究的成果还有望为寻找个性化癌症免疫疗法提供更多线索，也可能帮助临床医生将来通过简单的血液样本来预测健康人患侵袭性乳腺癌的风险。柯蒂斯说：“我们是从一个大胆的假设出发的。这个领域以前从未以这样的方式思考过肿瘤的起源和演化。我们正在探索其他癌症，通过遗传、获得性因素以及肿瘤免疫共同进化的新视角。”

人类的生命从一个单一的卵细胞开始，然后发展成一个拥有数万亿细胞的人体。为了确保高度复杂的组织和器官的发展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胎盘屏障会阻挡病原体和外部物质。Tina Bürki及她在圣加仑Empa的粒子生物相互作用实验室的团队正在研究这种保护机制如何应对纳米颗粒。纳米颗粒存在于许多产品中，同时也随着磨损和燃烧而释放（参见方框）。"我们会通过食物、化妆品或呼吸空气从环境中吸收这些物质," Bürki解释道。有一些纳米颗粒被怀疑可能对子宫内的婴儿造成危害。低出生体重、自闭症和呼吸系统疾病是儿童可能会面临的后果之一。神秘的遥远影响目前尚未完全了解纳米颗粒对尚未出生的婴儿会带来何种影响。“我们知道胎盘屏障可以阻止许多纳米颗粒通过，或者至少可以延缓它们传输到胚胎的速度，” Bürki表示。但即使在胎儿体内没有检测到颗粒，也可能会对胎儿组织造成伤害。Empa团队目前正在深入研究纳米颗粒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该团队与圣加仑州立医院的临床伙伴以及日内瓦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和杜塞尔多夫莱布尼茨环境医学研究所的合作伙伴一起，研究二氧化钛或柴油烟等常见纳米颗粒对胎盘功能的影响，以及其潜在对胚胎发育造成的间接危害。因此，这个团队采用了经过全面筛选的人类胎盘，用于计划的剖腹产后。Empa的研究人员表示：“人类胎盘组织是获取有关纳米颗粒运输和影响的有意义结果的唯一方法。母体和胎儿组织的结构、代谢和相互作用是独特的，差异也存在于物种之间。”研究表明，在胎盘组织中存在的纳米颗粒会破坏大量信使物质的生成。这些信使物质会导致胚胎发育出现严重变化，如血管形成的紊乱。这些影响可以通过实验室中使用鸡蛋模型来展现。实际上，鸡蛋中的血管会以极快的速度和高密度生长，以促进胚胎的发育。密集的微血管网络覆盖着蛋壳的内部。与接受纳米颗粒处理的胎盘中信使物质处理的鸡蛋相比，情况完全不同：实验显示，血管系统的密集程度不同，呈现网状结构。健康后果目前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处理胎盘释放的全部信使物质，即所谓的分泌物时所使用的纳米颗粒。清洁的激素、炎性介质和信号物质对器官系统的形成就如同一个协调完美的交响乐队。目前已经明确，纳米颗粒的存在会破坏胎盘与未出生胎儿之间的交流，并对血管的形成造成损害。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神经系统的发育似乎受影响较少。未来的分析将揭示纳米颗粒可能间接导致哪些其他疾病。“鉴于这些影响可能影响孕妇的健康及儿童的成长，因此在纳米材料的风险评估中应充分考虑这些研究发现，”研究人员指出。圣加仑州立医院作为临床合作伙伴，对这个问题也十分关注。正如来自妇女诊所的Thomas Rduch和Empa的临床研究员所强调的那样：“胎盘健康对胎儿的发育至关重要。因此，准确评估环境污染的风险对孕妇来说极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