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s)在细胞对己糖的摄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在癌症细胞中，GLUT1和GLUT3的高水平表达促进了细胞的快速增殖。因此，抑制GLUTs的功能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抗癌疗法，通过使癌细胞“饥饿”来抑制其生长。　　灵芝酸A(GAA)，一种从灵芝中提取的三萜烯化合物，因其抗癌和抗糖尿病的特性而受到广泛关注。近期的研究表明，GAA能够降低癌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这暗示着其可能通过抑制GLUT1和GLUT3的功能来影响癌细胞的代谢。　　在《RSC Advances》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们探讨了GAA对GLUT1和GLUT3的双重抑制潜力。研究表明，GAA可能通过靶向葡萄糖转运蛋白，帮助机体抵御癌症。这一发现为GAA作为抗癌药物的潜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GAA被广泛使用于中医药，其治疗特性使其在科学界引起了关注。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了GLUT1和GLUT3，这两种转运蛋白在癌细胞中通常以高水平存在，因为癌细胞需要更多的糖分以满足其增殖需求。　　利用先进的计算技术，包括AlphaFold2进行的蛋白质建模和分子对接，研究人员发现，GAA能够有效结合并稳定不同构象状态的GLUT1和GLUT3。特别地，GAA更倾向于与转运蛋白的面内构象结合，这与已知的GLUT抑制剂如细胞松弛素B和根皮素的作用机制类似。　　为验证这些发现，研究团队进行了实验，即使在低剂量且无细胞毒性的条件下，GAA也能够显著减少人类肺癌细胞中的葡萄糖摄取。这种效应与传统GLUT抑制剂的效果相似，强调了GAA作为新型抗癌药物的潜力。　　GAA通过切断癌细胞的糖分供应，促使癌细胞“饥饿”，提供了一种减缓癌症生长的新方法。研究人员指出，GAA可能成为新型治疗选择，特别适合于那些GLUT表达水平较高的癌症患者。　　总结而言，该研究揭示了灵芝酸A的新功能，强调了其通过靶向葡萄糖代谢作为抗癌疗法的潜力。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灵芝酸A抗癌机制的理解，也为新型抗癌药物的开发开辟了新的路径。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探讨GAA在不同癌症类型中的应用，为癌症治疗提供更多可能性。

　　近期，中国台湾省中央研究院Kuo-Chiang Hsia团队在《自然·通讯》期刊上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揭示了肝癌细胞对长春碱类药物耐药的机制。研究表明，肝癌上调蛋白(HURP)通过与β-微管蛋白竞争结合，减弱了长春碱类药物对微管组装的抑制作用，从而帮助癌细胞在药物存在下仍能保持有丝分裂。　　HURP最早是在肝细胞癌中被发现，研究显示其能够通过N端的280个残基与微管结合，进而调节微管的组装与稳定性。在多种癌症中，HURP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且与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表明，HURP的高表达与抗癌药物长春瑞滨的耐药性存在关联，因此本研究团队对HURP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通过一系列体外实验，研究团队发现HURP除了可以与已组装的微管结合外，还具有一个关键的结构域(HURP[200-620])，能够与游离的α/β微管蛋白二聚体形成稳定复合物。这一发现意味着HURP不仅能捕获游离的微管蛋白，还能在结合到微管后促进微管的组装与稳定。　　进一步的结构解析通过冷冻电子显微镜揭示，HURP与β-微管蛋白的结合位点正好是长春碱的结合域。这表明HURP能够与抗癌药物长春碱竞争结合于β-微管蛋白，从而减轻药物对微管动态的抑制。　　研究结果显示，HURP与长春瑞滨的功能相互排斥，HURP的存在能够有效阻止药物引发的微管蛋白异常聚集，减少长春瑞滨的抑制效果。具体而言，长春瑞滨通过作用于β-微管蛋白的结合域，抑制微管的正常组装，导致微管聚合速率下降，从而阻碍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尽管HURP无法完全恢复长春瑞滨的抑制作用，但它能降低微管的解聚速率、减少灾变频率并增加恢复频率，进而帮助肿瘤细胞在药物作用下维持正常的微管动态。　　为了进一步确认HURP在耐药性中的作用，研究团队使用遗传学手段在肝癌细胞系Hep3B中删除HURP的关键微管结合区域，构建缺失突变体。结果显示，尽管突变并未影响HURP蛋白的数量和稳定性，但携带此突变的肝癌细胞在有丝分裂过程中表现出延迟，且对长春瑞滨的敏感性显著提高，进一步验证了HURP微管结合区域在药物耐药性中的关键角色。　　本研究的发现为癌症化疗中耐药机制的理解提供了新视角，揭示了HURP在肿瘤细胞分裂中的重要作用。随着耐药性成为影响化疗药物疗效的主要挑战，这一发现为未来的癌症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点。通过开发HURP抑制剂并结合长春瑞滨等化疗药物进行联合治疗，有望显著提升治疗效果，尤其是在HURP高表达的癌症类型中。这种策略能够克服单一药物治疗的局限性，为癌症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不仅扩展了我们对HURP在细胞分裂及药物耐药中的作用机制的理解，也为未来的肿瘤靶向治疗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

　　近日，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陈亚军教授团队发布了一项重要研究，揭示了全球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严重性。研究显示，目前全球约每三名儿童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患有近视，预计到2050年，近视患病人数将超过7.4亿。这项研究整合了1990年至2023年间来自50多个国家的276项研究数据，涵盖了540多万名儿童青少年，使用时间序列模型精确预测未来30年的近视患病率变化。相关成果以“Global Prevalence, Trend and Projection of Myopi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rom 1990 to 2050: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为题，发表在眼科领域权威期刊《英国眼科学杂志》。　　近视问题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挑战，尤其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其患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研究团队回顾了截至2023年6月的45,470篇相关研究与政府报告，通过严格的筛选标准，最终纳入了276项覆盖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等50个国家的研究，涉及541万多名儿童青少年及近196万近视病例。研究通过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全球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总体流行率和时间趋势，并采用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预测2050年近视流行率。　　研究结果显示，全球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为30.5%，并在过去30年间显著增加，从1990年的约24.3%增至2023年的30.5%。具体来看，1990至2000年间，近视患病率为24.3%;2001至2010年为25.3%;2011至2019年增至29.7%;而2020至2023年则显著攀升，青少年近视率高达54%。　　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近视患病率，发展中国家的近视患病率(31.9%)明显高于发达国家(23.8%)。在不同地区中，亚洲地区的近视患病率最高，达到35.2%;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低，仅为3.8%。在本研究纳入的国家中，日本的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最高，达到86.0%，其次为韩国(73.9%)、俄罗斯(46.2%)和新加坡(44.1%);中国的近视患病率为41.1%，排在第五位。　　年龄、性别和地区对近视患病率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整体而言，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高于儿童，且从1990年到2023年，儿童的近视患病率绝对增长率约为青少年的两倍。性别方面，女孩的近视患病率(33.6%)略高于男孩(30.5%)，特别是青春期女孩的近视患病率达到48.8%。在城乡差异上，城市地区的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高于农村地区，城市女孩的近视患病率(32.0%)也高于男孩(29.4%)。　　对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单独分析显示，研究共涉及1,891,986名中国儿童青少年，其中4,294,116名患有近视。整体而言，1990年至2023年，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总患病率为41.1%。不同地区的近视患病率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最高，为46.3%;西部和中部地区分别为37.8%和37.1%;而特别行政区(如香港和台湾)为31.3%，东北部地区为28.0%。性别差异方面，女孩的近视患病率(43.7%)高于男孩(39.7%)，尤其广西的女孩近视患病率高达72.9%。　　根据未来预测，全球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32.2%，影响近6亿儿童青少年;到2040年，近视患病率将上升至36.6%，影响超过6.6亿儿童青少年;而2050年，预计将继续上升至39.8%，影响超过7.4亿儿童青少年。相较于男孩，女孩的近视患病率预计更高，2050年将达到42.0%;与6-12岁儿童相比，13-19岁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可能更高，预计达到52.4%。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预计将达到40.8%，而亚洲地区将是近视患病率最高的区域，2050年预计达到68.8%。　　综上所述，该研究为全球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现状提供了全面的证据，建议儿童和青少年应增加户外活动，减少屏幕时间。考虑到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公共卫生决策者应更加重视区域化的近视预防策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视力健康挑战。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包括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生梁景宏、硕士生普迎琦和陈佳琦，陈亚军教授为论文的唯一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项目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在所有膀胱尿路上皮癌中占比约25%，其预后较差，患者五年生存率不足50%。近年来，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MIBC的新辅助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近期，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林天歆教授和黄健教授领导的多中心临床研究(BGB-A317-2002)探讨了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和顺铂在中国MIBC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　　该研究于2024年9月10日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 Cancer》上，论文标题为《Neoadjuvant gemcitabine–cisplatin plus tislelizumab in persons with resectable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a multicenter, single-arm, phase 2 trial》。研究的通讯作者为林天歆和黄健教授，李锴文副主任医师和钟文龙主治医师为共同第一作者。　　BGB-A317-2002研究为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单臂的II期临床试验，主要评估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顺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同时探索潜在的生物标志物。研究由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牵头，参与医院包括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山东省立医院等国内顶级泌尿外科中心。　　该研究的主要终点为病理完全缓解率(pCR)，次要终点包括事件无进展生存(EFS)、无复发生存(RFS)、总生存率(OS)及安全性等。在57名接受根治性手术的患者中，pCR率达到50.9%，超出预设的统计学终点，显示出该治疗方案的积极临床意义。最新的随访数据显示，1年EFS、OS和RFS率分别为89.3%、91.2%和85.2%。此外，该新辅助治疗方案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　　历史上，新辅助化疗的pCR率通常在21%-30%之间，而本研究的pCR和病理降期率(pDS)较历史数据均提高了20%以上。特别是在cT2患者(临床诊断为T2期肿瘤的患者)中，pCR率和pDS率分别达到55.6%和86.1%，显著高于以往研究的结果。此外，与其他免疫联合顺铂化疗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pCR率(33%-49%)也超越了以往的上限。　　研究还探索了与新辅助免疫联合治疗应答相关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确定了MIBC的三种亚型：S1(免疫荒漠表型)、S2(免疫排斥表型)和S3(免疫炎症表型)，显示了在新辅助免疫化疗中预测获益患者的潜力。　　这一研究整合了六家大型泌尿外科中心的临床经验，历时五年，最终在《Nature Cancer》发表，为中国MIBC患者的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提供了重要的循证医学支持。该研究在疗效方面表现突出，尤其是在pCR和pDS率上处于国际同类研究的领先位置，显示出极大的临床推广价值。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发布，未来MIBC患者的治疗方法将更加多样化，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近期，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医学院的Martina Luchetti团队发布了一项重要研究，揭示了孤独感与痴呆风险之间的密切关系。这项研究通过对608,561名参与者的数据分析，发现孤独感与全因痴呆的风险增加31%(HR=1.306)，与阿尔茨海默病(AD)风险增加39%(HR=1.393)，以及血管性痴呆(VaD)风险增加73%(HR=1.735)相关。这一结果即使在调整了抑郁、社会隔离及其他可改变的痴呆风险因素后，依然显著。　　这项Meta分析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孤独与痴呆风险关联评估，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精神卫生》杂志。研究团队不仅回顾了现有的相关文献，还结合了七项大型纵向队列研究的数据，这些研究均涉及孤独感与认知状态的评估。主要的研究队列包括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HRS)、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LSA)及欧洲健康、老龄化与退休调查(SHARE)等。　　最终，22项研究被纳入分析，共涉及21个样本，涵盖了608,561名中老年参与者，年龄普遍超过40岁。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孤独感是否与全因痴呆以及特定原因痴呆(AD和VaD)的风险增加相关，孤独感的评估主要通过UCLA孤独量表及其他相关量表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孤独感显著与全因痴呆及特定原因痴呆的发病风险相关。在21个样本中，感到孤独的参与者与未感到孤独的参与者相比，其全因痴呆的风险增加了31%(HR=1.306)。在特定原因痴呆方面，孤独感导致AD的风险增加39%(HR=1.393)，而VaD的风险则增加了73%(HR=1.735)。　　此外，研究还分析了孤独感对认知障碍(特别是非痴呆认知障碍，CIND)的影响。在16个样本中，共103,387名参与者的结果显示，孤独感与认知障碍风险增加15%(HR=1.150)。这表明孤独感不仅增加了痴呆风险，还可能在痴呆发生之前影响认知功能。　　虽然研究显示孤独感与痴呆风险之间的关联显著，但由于不同研究之间在孤独感评估方法、痴呆判定标准及参与者特征上存在差异，研究团队在调整了抑郁、社会隔离及其他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等)后，发现孤独感与痴呆风险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　　该研究的发现为孤独感的影响提供了更深刻的理解，强调了孤独感并非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对大脑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团队指出，孤独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情感孤独(缺乏亲密联系)和社交孤独(缺乏足够的社交)，不同类型的孤独可能对认知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将深入探讨孤独感的类型与痴呆风险之间的关系，以便制定更为有效的干预措施。　　总之，这项研究为我们理解孤独感与痴呆风险之间的关联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孤独感可能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需引起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提升社会交往、增强人际联系，将有助于降低孤独感，从而可能减少痴呆的发生率，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近年来，双抗(双特异性抗体)药物的研发热潮持续高涨，吸引了全球医药巨头的关注与投资。近期，默沙东以13亿美元收购同润生物的CD19/CD3双抗CN201全球权益，其中首付款达到7亿美元，创下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出海交易的第二高纪录。这一巨额交易不仅凸显了双抗药物的市场潜力，也反映出国际医药行业对中国生物科技发展的信心。　　双抗药物在血液肿瘤治疗中展现出良好前景，尤其是针对复发或难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及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以阿斯利康的AZD0486为例，该药物于2022年收购TeneoTwo公司获得，预计其年销售峰值可达50亿美元，这无疑是对双抗药物疗效的有力认可。　　不仅是默沙东和阿斯利康，其他国际制药公司也纷纷布局双抗赛道。2014年，安进推出的贝林妥欧(Blincyto)成为首个获批上市的CD19/CD3双抗药物，开启了ALL的免疫治疗新篇章。2023年，该药物全球销售额达到8.61亿美元，年增48%，预计2024年将突破10亿美元，成为新的“重磅炸弹”药物。　　目前，全球在研的CD19/CD3抗体药物中，已有10款处于临床阶段，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五款。这些药物的开发显示了国内生物科技企业的强劲实力和潜力，特别是益科思特的YK012药物，其被广泛看作新一代双抗的重磅候选药物。　　YK012是一款靶向CD19/CD3的创新型双抗，采用了先进的FIST技术平台，具备多项优势，包括超长半衰期、优良的安全性和相对简便的生产工艺。与现有的贝林妥欧相比，YK012的副反应发生率明显降低，给药频率也更为便捷，为患者提供了更好的选择。　　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YK012展现出在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方面的巨大潜力。目前，关于其在多种自身免疫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的临床前研究已得到国际专家的认可，进一步增强了其商业化的信心。　　除了YK012，益科思特还在研发第二款双特异性抗体产品YKST02，针对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MM)。该药物的早期临床数据表明其对多种免疫球蛋白有显著降低作用，预示着其在抗肿瘤治疗中的潜力。　　双抗药物的市场前景相当广阔。根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NHL和ALL的患者人数将分别达到116,000人和14,700人，仅中国市场的治疗规模就有望达到357亿元。同时，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市场也在不断扩大，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数千亿。　　总的来看，益科思特凭借YK012、YKST02等双抗药物的研发，展现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优势。公司不仅有高效的研发团队，还通过中美两国的技术优势和投资支持，构建了良好的研发环境。随着政策支持和资本市场的回暖，益科思特有望在双抗领域崭露头角，成为该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军企业之一。

　　浙江大学王福俤教授与闵军霞教授团队，结合江汉大学吴钰祥教授团队的研究，在《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综述文章，题为《人类疾病中的铁稳态与铁死亡：机制与治疗前景》。该文引用文献高达1001篇，全面探讨了铁代谢与铁死亡在多种人类疾病中的作用及潜在的治疗策略。　　铁稳态与铁死亡的背景　　铁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参与血红蛋白合成和多种生物反应的调节，维持铁的平衡对健康至关重要。铁过载或缺乏都可能导致代谢失调，相关疾病的发生。因此，调控铁稳态不仅能够预防缺铁性贫血，还能减少铁过载引发的病理状态。　　“铁死亡”这一概念最早由哥伦比亚大学的Brent R. Stockwell教授于2012年提出，指的是一种依赖铁的细胞死亡机制，主要通过脂质过氧化及活性氧的积累引发细胞死亡。虽然这一术语较晚被定义，但早在1955年，科学家就已经发现某些氨基酸与细胞生存之间的关联。此后，多个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非凋亡性、铁依赖的细胞死亡机制。　　铁死亡的调控机制　　铁死亡涉及多个调控通路，研究显示，谷胱甘肽(GSH)及其相关的GPX4酶是铁死亡的重要调控因子。此外，铁的摄取和储存也受到转铁蛋白和铁蛋白的调控，细胞内的游离铁主要以铁蛋白的形式储存，而铁蛋白自噬则可能促进铁死亡的发生。　　最近的研究表明，脂质代谢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及其衍生物在铁死亡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ACSL4和LPCAT3两种酶对PUFA的转化和过氧化至关重要。GPX4缺失会导致细胞通过脂质过氧化的途径死亡，而其他独立于GPX4的抑制系统，如FSP1/CoQ10，也参与了铁死亡的调节。　　铁死亡在疾病中的作用　　铁死亡已被证实在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是在恶性肿瘤中。研究表明，诱导铁死亡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转移和耐药性，进而增强免疫治疗的效果。此外，铁死亡与多种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密切相关。通过调控铁代谢或抗氧化能力，可能为这些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策略。　　例如，在代谢性脂肪性肝病中，铁过载和氧化应激可能导致肝细胞的损伤，而铁死亡也可能与糖尿病和肥胖等疾病相关。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中，铁代谢紊乱和脂质过氧化积累同样表现出铁死亡的特征。　　在心血管系统疾病方面，铁稳态的失调已被认为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共同特点。铁死亡可能导致心力衰竭、心肌梗死等严重并发症。因此，调节心肌细胞对铁死亡的敏感性成为一种潜在的治疗策略。　　未来的治疗展望　　该综述文章总结了针对铁死亡的潜在治疗靶点和干预物质的研究进展。小分子铁死亡调节剂如姜黄素和槲皮苷等在前期研究中显示出一定的治疗潜力，但其低靶向性和生物利用度限制了临床应用。未来，通过纳米技术和pH响应释药系统，可能实现对小分子化合物的靶向递送和释放，从而改善治疗效果。　　总体来看，铁死亡作为一种新兴的细胞死亡机制，已在多种疾病中展示了其重要性。尽管针对铁死亡的临床应用仍面临挑战，但深入了解其分子机制和调控网络，将为基于铁死亡的治疗策略提供新的思路。这为今后的研究和临床转化开辟了新的方向，期待能够为患者的健康带来更好的治疗选择。

　　黑色素瘤是一种源自黑色素细胞的恶性肿瘤，以其高转移率和复发率而闻名，被视为最致命的皮肤癌。随着全球老龄化加速，黑色素瘤患者的数量正迅速上升，预计到2040年，每年将有约10万人死于该病。尽管当前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靶向抑制BRAF癌基因的药物，但患者对这些药物的耐药性迅速发展，限制了治疗效果。　　BRAF抑制剂耐药性的关键分子机制　　最近，发表在《Molecular Cancer》上的研究揭示了黑色素瘤对BRAF抑制剂耐药的新型机制。研究团队发现，AMD1基因的激活在耐药性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AMD1基因是多胺生物合成所必需的，而在BRAF抑制剂耐药性细胞中，多胺水平显著升高。实验表明，抑制多胺合成可以降低黑色素瘤细胞对BRAF抑制剂的耐药性，进而引发癌细胞死亡。　　c-Myc的作用与多胺的增强　　研究还指出，癌基因c-Myc能够诱导黑色素瘤中多胺生物合成的增加。多胺水平的提升不仅增强了线粒体蛋白质的表达，还促进了线粒体的活性，助推耐药性癌细胞的增殖。这一发现被认为是推动黑色素瘤对BRAF抑制剂耐药的核心机制。这项研究是首个确定多胺生物合成与黑色素瘤耐药性之间关联的重要工作，展示了多胺代谢调节在抗癌治疗中的潜力。　　开发新型抗癌疗法的策略　　基于这一机制，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的抗癌药物开发策略，旨在阻断癌细胞耐药性的各个阶段。通过调节多胺代谢，未来的治疗或许能够克服当前因耐药性而导致的治疗挑战。Kim博士指出，研究团队计划验证多胺代谢调节在其他与BRAF突变相关的癌症中的抗癌效果，例如结直肠癌和甲状腺癌，以便作为进一步药物开发的基础。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为黑色素瘤的耐药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多胺与EIF5A酪氨酸异构化及线粒体呼吸路径在BRAF抑制剂耐药中的作用。这些发现不仅为黑色素瘤的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还可能为其他相关癌症的治疗提供新的策略。未来，通过深入探索多胺代谢的调节，可能会为许多难以治愈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自噬是一个在生物体内广泛存在的细胞过程，负责降解和回收细胞质中的蛋白质和细胞器。自噬的正常运作对于维持细胞健康至关重要，而其功能障碍则与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病和亨廷顿病)密切相关。最近，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Nature Cell Bi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揭示了自噬缺陷与细胞内蛋白质转运机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了这些过程如何影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　　自噬的基本机制　　自噬通过形成自噬小体，将需要降解的细胞质成分包裹，并将其运送至溶酶体，在那里进行分解。研究表明，自噬功能的缺失会导致致病蛋白质的积累，从而损害神经细胞。对于亨廷顿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发现自噬过程受损会加剧蛋白质聚集，从而加重细胞的损伤。　　研究发现：合成致死互作　　该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自噬缺陷的情况下，蛋白质需要转运到细胞核并在核内进行降解，形成合成致死互作现象。这种现象的本质在于自噬缺陷使细胞质中的蛋白质无法被有效降解，反而需要通过核孔复合体和蛋白酶体来处理。这一过程的有效性与细胞的生存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自噬受损的细胞中。　　A53T α-突触核蛋白的角色　　研究中使用了A53T α-突触核蛋白作为模型，发现其在自噬受损和蛋白酶体抑制条件下，虽然细胞质中的蛋白水平降低，但却在细胞核内过度积累。这表明自噬和蛋白酶体在细胞内清除途径中相辅相成。研究还发现，核孔复合体成分和蛋白酶体活性对α-突触核蛋白的细胞核转运有显著影响。　　亨廷顿病细胞的自噬功能障碍　　对于亨廷顿病细胞，研究显示其自噬功能本身存在缺陷，且无法有效将细胞质中的蛋白质转运到细胞核进行降解。这种缺陷导致蛋白质聚集在细胞质中，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神经元的损伤。研究表明，抑制自噬和蛋白酶体功能都会加剧这一情况，显示出自噬和核质转运的相互依赖性。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自噬与细胞内蛋白质转运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二者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重要性。研究指出，自噬缺陷可能导致细胞质蛋白质的异常转运与积累，从而加剧细胞损伤。这一发现不仅为理解亨廷顿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未来的治疗策略开发提供了潜在的靶点。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期待在自噬和细胞内清除途径的相互作用上获得更多突破，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2024年10月11日，来自西奈山伊坎医学院与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在《Science》期刊上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探讨了大脑发育过程中出现的基因突变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研究表明，除遗传基因外，受孕后出现的体细胞突变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论文题为“Somatic mosaicism in schizophrenia brains reveals prenatal mutational processes”，这是首次系统性地研究特定突变——单核苷酸变异，如何与遗传因素共同增加精神分裂症风险。　　研究背景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疾病，全球约有1%的人口受其影响。长期以来，研究主要集中于遗传因素对精神分裂症的影响，但新的研究结果提示，个体在大脑发育期间可能经历的突变也同样重要。这种体细胞突变，指的是在受精后个体细胞中发生的基因变化，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大脑的正常功能和发育。　　研究方法与发现　　研究者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死后脑组织进行分析，并与一组无精神分裂症的对照组进行比较。重点研究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是一个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脑区。通过对该区域神经元DNA的测序，研究者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某些DNA区域存在更多的单核苷酸变异。这些微小的基因变化可能会干扰大脑发育及功能相关的重要生物过程，从而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各种症状。　　共同通讯作者、伊坎山西奈医院遗传学与基因组科学教授Andrew Chess博士指出，这项研究为理解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因素提供了新的见解，突出了大脑发育过程中的突变对该疾病潜在影响的重要性。　　环境因素与突变特征　　进一步分析显示，研究者发现一些突变具有在炎症后发生的突变的特征，这与怀孕期间母体感染等环境因素在精神分裂症发病中的潜在作用相一致。这一发现强调了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可能为未来的治疗方法提供新的思路。　　未来研究方向　　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为理解单核苷酸变异在精神分裂症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研究团队计划扩大样本规模，分析更多个体，并采用先进的DNA技术更深入地研究受体细胞突变影响的基因。他们的目标是加深对这些基因变化如何影响大脑发育及精神疾病发病机制的理解。　　Chess博士还提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团队希望能够发现潜在的治疗干预新途径。他们的研究不仅关注遗传机制，还希望通过探索体细胞突变，揭示精神分裂症的更复杂的发病机制，从而改善治疗效果。　　结论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为精神分裂症的理解增加了新的层次。通过强调体细胞突变的作用，研究者为探索遗传性与非遗传性基因变化的交互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揭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还可能为未来的药物开发指明方向。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科学家们期待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领域取得更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