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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P2与KRAS G12C抑制剂联用的突破性进展:加科思药业的JAB-3312与Glecirasib组合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潜力

SHP2与KRAS G12C抑制剂联用的突破性进展:加科思药业的JAB-3312与Glecirasib组合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潜力

  2024年8月7日,加科思药业宣布其自主研发的SHP2抑制剂JAB-3312与KRAS G12C抑制剂glecirasib联合用于KRAS G12C突变一线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注册性三期临床试验完成首例患者给药。这一重要里程碑标志着JAB-3312成为全球首个进入注册性临床试验的SHP2抑制剂,为KRAS G12C突变型NSCLC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背景与意义  KRAS G12C突变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被广泛识别,尤其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这一突变的存在使得肿瘤具有更强的侵袭性和耐药性,治疗选择也因此受到限制。近年来,KRAS G12C抑制剂的开发引起了广泛关注,glecirasib便是其中的代表性药物。作为一款自主研发的KRAS G12C抑制剂,glecirasib不仅在临床试验中展示了显著的抗肿瘤活性,还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药品评审中心(CDE)的优先审评资格,用于二线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  然而,单一的KRAS G12C抑制剂疗法仍存在局限性,尤其是在耐药性和治疗效果上。因此,通过联合疗法增强KRAS G12C抑制剂的疗效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SHP2作为肿瘤免疫通路上的关键调节因子,能够与KRAS G12C抑制剂产生协同作用,从而提高对肿瘤的杀伤效果。加科思药业正是基于这一科学原理,探索JAB-3312与glecirasib的联合疗法,以期为KRAS G12C突变NSCLC患者提供更优的治疗选择。  临床研究的突破  根据加科思在2024年6月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发布的数据,glecirasib与JAB-3312联合用药在KRAS G12C突变NSCLC患者中的确认客观缓解率(cORR)达到了64.7%,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12.2个月。这一结果表明,该组合疗法在肿瘤控制和延缓病情进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特别是最优剂量组中,确认客观缓解率更是高达77.4%,其中54.8%的患者肿瘤缩小超过50%,实现了深度缓解。  从安全性角度来看,JAB-3312与glecirasib联合疗法的三级或四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发生率为43.8%,且无治疗相关的死亡案例,显示出较好的耐受性和可控性。这些数据为联合疗法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有力支持,并预示着在NSCLC治疗领域的巨大潜力。  JAB-3312与Glecirasib的潜力与前景  JAB-3312作为一款高选择性的SHP2抑制剂,具有同类最佳的潜力。在与glecirasib联合治疗NSCLC的研究中,JAB-3312不仅提高了KRAS G12C抑制剂的疗效,还展示了对多种肿瘤类型的潜在应用前景。目前,加科思药业正在中国、美国和欧洲进行多项JAB-3312的临床试验,涵盖了不同癌症类型和治疗组合。这些研究的顺利推进,将为未来更多的患者带来更为有效的治疗选择。  Glecirasib(JAB-21822)是加科思自主研发的KRAS G12C抑制剂,其已在多项国际临床试验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尤其是在治疗晚期实体瘤方面具有突出表现。Glecirasib不仅在中国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优先审评资格,还在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启动了针对晚期实体瘤患者的临床研究。值得注意的是,glecirasib与JAB-3312的联合疗法,已被批准在中国开展三期临床试验,标志着这款联合疗法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标准化应用。  展望  随着JAB-3312与glecirasib联合疗法的三期临床试验逐步推进,这一组合有望成为KRAS G12C突变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取代现有的化疗和PD-1抗体联合治疗模式。加科思药业通过不断创新和优化药物组合,致力于为全球癌症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未来,随着JAB-3312与glecirasib在全球多项临床研究中的进一步验证,这一联合疗法不仅将为KRAS G12C突变NSCLC患者带来新的希望,还可能在其他KRAS突变的实体瘤中展现出更广泛的应用前景。加科思药业的持续创新与突破,将推动癌症治疗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PD-1/CTLA-4双特异性抗体在肝细胞癌治疗中的新进展:卡度尼利的临床前景

PD-1/CTLA-4双特异性抗体在肝细胞癌治疗中的新进展:卡度尼利的临床前景

  近日,康方生物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PD-1/CTLA-4双特异性抗体卡度尼利在治疗不可根治、非转移性肝细胞癌(HCC)的Ⅲ期研究中已完成首例患者入组。这一进展标志着卡度尼利联合仑伐替尼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在肝癌治疗中的潜力再次得到了验证,并为肝细胞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HCC的挑战与治疗现状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尤其在中国,HC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每年新发病例近40万,且大部分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阶段,错过了手术切除的最佳时机。对于这些患者,临床上主要采用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作为标准治疗。然而,由于HCC的异质性、栓塞后血管新生及肝功能损害等问题,现有治疗方法在肿瘤控制和长期生存率方面的效果仍然不理想,亟需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卡度尼利联合疗法的临床突破  卡度尼利作为全球首创的PD-1/CTLA-4双特异性抗体,展示了其在肝细胞癌治疗中的显著潜力。此前,卡度尼利联合仑伐替尼和TACE治疗中晚期不可切除HCC的II期临床研究结果已在第21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道肿瘤研讨会(ASCO GI 2024)上发表。研究显示,该组合疗法显著提高了肿瘤缓解率,并能有效延缓肿瘤进展,为患者带来持久的生存获益。这些令人振奋的成果促使康方生物进一步推进Ⅲ期临床研究,探索卡度尼利联合仑伐替尼和TACE治疗不可根治HCC的疗效和安全性。  卡度尼利的多重应用前景  卡度尼利不仅在HCC的治疗中展现出前景,还在其他多种恶性肿瘤中表现出潜在的疗效。目前,卡度尼利已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并正在开发用于晚期胃癌和晚期宫颈癌的一线治疗。此外,卡度尼利还被纳入多项国内外临床指南,包括《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宫颈癌诊疗指南》、《妇科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临床应用指南》等,彰显了其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卡度尼利作为双特异性抗体,融合了PD-1和CTLA-4两个免疫检查点的靶点,能同时阻断两条关键免疫逃逸通路。这种机制不仅增强了抗肿瘤免疫反应,还显著降低了与单一PD-1或CTLA-4抑制剂相关的毒性反应,从而提高了治疗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对未来肝癌治疗的影响  随着卡度尼利在HCC领域的多项研究不断推进,它有望成为早期和中晚期HCC患者全方位且高效的疾病解决方案。尤其是其与TACE和靶向药物仑伐替尼的联合使用,有望克服现有治疗方法的局限性,提高肿瘤控制率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  除了HCC,卡度尼利的应用还扩展至其他大病种和高发肿瘤,包括胃癌、肺癌、胰腺癌和食管鳞癌等。随着越来越多的适应症和治疗方案的开发和上市,卡度尼利有望为更多的癌症患者带来更高效的免疫治疗选择。  总结  卡度尼利作为全球首创的PD-1/CTLA-4双特异性抗体,不仅在临床研究中展示了其卓越的抗肿瘤疗效,还为肝细胞癌及其他多种恶性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随着Ⅲ期临床研究的推进,卡度尼利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HCC及其他肿瘤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肿瘤免疫治疗的新篇章。康方生物的持续创新和卡度尼利的广泛应用,必将为全球肿瘤治疗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和更广泛的患者获益。
APE1在DNA单链断裂修复中的关键角色及其临床意义

APE1在DNA单链断裂修复中的关键角色及其临床意义

  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基因组科学家和DNA损伤反应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为理解在癌症治疗临床试验中受到限制的蛋白质的功能开辟了新局面。由赵海超博士领导的团队揭示了DNA单链断裂(SSB)如何通过诱导ATM介导的信号传导来修复DNA损伤,阐明了SSB诱导的ATM激酶的独特机制,并为APE1的功能提供了重要启示。  APE1在DNA损伤修复中的作用  这项新研究利用基于质粒的SSB结构,详细研究了APE1在DNA损伤反应(DDR)信号通路中的关键作用。研究表明,SSB在ATR之前诱导ATM激活的过程中暂时阻止了细胞周期进程。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了多功能酶APE1在SSB诱导的ATM DDR信号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直接证据。具体而言,APE1通过其核酸外切酶活性和直接募集ATM到SSB位点的方式促进了SSB诱导的ATM DDR。  APE1和ATM信号的独特调控机制  在研究中,研究人员进一步展示了APE1在SSB信号传导早期阶段被招募到SSB质粒中的情况,并证实了ATM由SSB激活的过程。这些发现不仅对我们理解SSB DNA修复和细胞反应具有重要意义,还可能对未来一系列人类疾病如癌症和心力衰竭的治疗抑制剂选择做出贡献。  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生物科学系教授、研究副主任、夏洛特基因组完整性和癌症计划(GICI)项目负责人Shan Yan博士表示:“这些发现将在未来数年对该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他补充说,这项研究为APE1作为ATM激酶的直接激活剂的功能提供了明确证据,并揭示了ATM依赖的DDR通路由特定DNA结构的SSB激活的直接机制。  临床应用前景  赵海超博士指出,这项研究不仅对癌症细胞的攻击有重要意义,还可能在治疗过程中保护非恶性细胞。他表示:“我们掌握的有关DNA损伤和修复的数据越多,我们就越能为癌症患者开发出更好的治疗方法。”  DNA损伤反应(DDR)是一种进化途径,旨在维持基因组的完整性。人类细胞几乎一直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因素的攻击,DNA损伤通常会触发DDR,包括转录激活、修复和细胞周期停滞。尽管对双链断裂(DSB)的修复研究相对成熟,但围绕单链断裂(SSB)的知识空白仍然存在。赵博士和颜博士强调,尽管功能性DSB研究更为紧迫,因为这种类型的DNA损伤与癌症密切相关,但SSB损伤的高频率和潜在危险同样不容忽视。  APE1在癌症治疗中的潜力  赵海超博士等的研究首次明确证实了APE1作为ATM激酶的直接激活剂,促进单链DNA损伤修复的作用,并提出了APE1在没有DNA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持续激活ATM的有趣问题。该团队通过雌性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的卵子生产高速上清液(HSS)卵提取物,并引入来自大肠杆菌的纯化质粒DNA结构进行实验。他们发现,APE1在SSB信号传导早期阶段被招募到SSB质粒中,且ATM由SSB激活。  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人员提出了进一步研究APE1过表达诱导的ATM介导的DDR信号传导的潜在作用的理由,并指出APE1通常在癌细胞中过度表达,与癌症患者的总体生存率较低有关。赵教授指出:“我们掌握的有关DNA损伤和修复的数据或信息越多,我们就越能为癌症患者开发出更好的治疗方法。”  总之,这项研究不仅为DNA单链断裂和APE1对ATM信号的独特调控提供了新的见解,还为未来一系列疾病如癌症和心力衰竭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随着研究的深入,APE1及其在DDR信号传导中的作用将成为开发更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法的重要基础。
解析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差异: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命运

解析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差异: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命运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是一种影响血液和骨髓的恶性疾病,可以在儿童和成人中发病。然而,治疗效果却存在显著差异:儿童的长期存活率超过85%,而成人的存活率仅为50%到75%。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科学家们开展了一项全面研究,旨在揭示这些差异背后的生物学原因。该研究结果近日发表在《临床肿瘤学杂志》上,为理解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治疗差异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B-ALL及其治疗背景  ALL通过过量产生未成熟的淋巴细胞(一种白细胞)来影响血液和骨髓。尽管科学家们早已观察到B-ALL治疗结果与年龄相关的差异,但其具体原因一直未被完全揭示。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杨博士表示:“ALL是一种在整个发育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癌症,但在成年人中,其致死率显著高于儿童。我们推测成人ALL可能对标准治疗具有不同的耐药性,但在我们的研究之前,这种假设从未得到全面验证。”  不同年龄组的药物敏感性研究  研究团队对767名儿童和309名成人B-ALL患者进行了详细分析,评估了白血病细胞对21种药物的敏感性。通过RNA测序,研究人员确定了23种ALL的分子亚型。研究结果显示,21种药物中有7种在儿童和成人中的药效存在巨大差异。圣犹大医院药学和制药科学系的Satoshi Yoshimura博士指出:“例如,与成人患者相比,儿童ALL样本通常对天冬酰胺酶、巯基嘌呤和泼尼松龙更为敏感。”  这些药物效力的差异与B-ALL的分子亚型密切相关。杨博士解释道:“我们发现,对于大多数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具有差异活性的细胞毒药物来说,这主要是由于与年龄相关的癌症潜在基因异常的差异造成的。”  药物基因组学与年龄的关系  然而,ALL的分子亚型并不能完全解释儿童和成人白血病药物敏感性的差异。例如,DUX4基因重排可以发生在儿童和成人ALL中,但成人病例的耐药性更强。这可能是因为患者年龄增长时,一组基因会独特地开启,影响药物的效果。  可以将治疗B-ALL的过程比作照料菜园。健康细胞就像种子,B-ALL的分子亚型则是其中的杂草。虽然植物相同,但其他因素如土壤质量(年龄)在两个菜园之间可能不同。因此,在一个菜园中有效的农药可能在另一个菜园中不起作用。研究表明,根据基因表达谱,有些儿童患有“成人型”ALL,这使他们对治疗的抵抗力更强,导致治疗效果更差。  个性化治疗的必要性  该研究强调,必须同时考虑患者的年龄和个体基因组来预测治疗反应。杨博士解释说:“每个年龄组都存在很大的异质性。你不能简单地将患者分为18岁以上或以下,并根据法定成年年龄提供治疗,而必须研究他们的潜在分子特征和药物基因组学特征。”  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需要为B-ALL患者制定量身定制的治疗策略。圣犹大医院药学和制药科学系的李振华博士表示:“这是首次在一项研究中获得如此大量的儿童和成人药物基因组学数据,这使我们能够公平地比较它们。”研究进一步指出,由于成人ALL对传统药物或细胞毒性药物具有更高的抵抗力,因此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治疗药物来应对成人ALL。  未来展望  此次研究为B-ALL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强调了个性化医疗的重要性。通过深入理解不同年龄组患者的基因特征和药物敏感性,科学家们希望能够开发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显著提高ALL患者的治愈率。未来的研究方向将集中在发现新的CSC标记物和制定针对CSC独特特征的靶向疗法上,为所有ALL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前景。
探索阻断METRNL信号通路:增强T细胞抗癌能力的新希望

探索阻断METRNL信号通路:增强T细胞抗癌能力的新希望

  在抗癌研究的前沿,肿瘤微环境(TME)和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一直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金梅尔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了一种新的机制,即Meteorin-like (METRNL) 蛋白质在肿瘤环境中如何影响T细胞的能量消耗,从而限制其抗癌能力。这一发现可能为癌症治疗带来新的突破,特别是通过阻断METRNL信号通路来增强T细胞的抗癌效能。  METRNL的作用与机制  METRNL是一种此前主要被认为有助于动物和人类保暖的蛋白质,因为它可以在脂肪细胞的线粒体上打洞,使其产生热量。然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外科助理教授克里斯托弗·杰克逊博士和他的团队首次发现METRNL在癌症和T细胞中的活性。  当T细胞试图消灭肿瘤时,慢性刺激和压力状态会导致它们分泌METRNL。这种蛋白质会与线粒体相互作用,并在电子传递链中打洞,使电子传递链无法正常工作。电子传递链是线粒体中负责能量产生的一簇蛋白质。当T细胞无法再满足其能量需求时,它们会停止攻击癌细胞,从而使癌细胞得以继续生长和扩散。  实验与发现  在一系列实验室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分析了未经治疗的脑肿瘤(如胶质母细胞瘤)、前列腺癌、膀胱癌和肾细胞癌患者的肿瘤组织和血液中的T细胞,并进行了RNA测序。结果显示,METRNL是这些T细胞中表达最高的基因之一。  研究还发现,慢性刺激是T细胞分泌METRNL的主要原因。在正常情况下,免疫系统会在受到感染时激活,然后在疾病痊愈后减弱。然而,在癌症环境中,T细胞受到持续的慢性刺激,导致其功能失调并分泌METRNL。此外,肿瘤中的其他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也会分泌METRNL,但它专门作用于T细胞。  进一步研究表明,METRNL直接作用于线粒体,解耦电子传递链。随着T细胞失去能量并开始衰竭,它们会尝试更多地使用葡萄糖作为备用能量来源。然而,由于肿瘤环境中葡萄糖含量低,T细胞仍然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最终死亡。这种机制解释了肿瘤如何通过消耗T细胞的能量来逃避免疫系统的攻击。  阻断METRNL信号通路的潜力  研究人员在不同类型的癌症模型中删除METRNL,结果发现普遍延缓了肿瘤生长。此外,METRNL通过一个名为E2F的转录因子家族(这些蛋白质控制从DNA到RNA的遗传信息转录速率)激活,并依赖于一个叫做PPAR delta的受体的信号传导。调节这些下游因子可以阻断METRNL的作用。  杰克逊博士表示,下一步是确定这种方法如何帮助患者。他和同事们正在积极研究针对METRNL-E2F-PPAR delta通路的不同方法,或将其与其他免疫疗法结合使用。  未来展望  阻断METRNL信号通路可能会为肿瘤治疗带来新的希望。杰克逊博士指出,目前一些免疫疗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这些疗法需要免疫细胞提供更多能量,而这些细胞的功能已经下降。通过阻断METRNL信号通路,T细胞可能会重新获得足够的能量,从而使这些过去可能无效的免疫疗法变得更加有效。  总之,METRNL在肿瘤微环境中对T细胞能量消耗的影响,为癌症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通过深入研究这一机制,并开发出有效的阻断策略,我们有望显著提高T细胞的抗癌能力,为癌症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METRNL信号通路的调控可能成为癌症免疫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癌症治疗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肝癌干细胞与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相互作用与治疗前景

肝癌干细胞与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相互作用与治疗前景

  肝癌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的主要癌症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在逐年上升。肝癌的进展和治疗耐药性主要归因于肝癌干细胞(CSC)和肿瘤微环境(TME)之间复杂而密切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不仅推动了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还形成了一个免疫抑制环境,使得免疫疗法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理解肝CSC与TME内免疫细胞的相互关系,对开发更有效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  肝癌干细胞的特性与起源  肝CSC被认为是肝癌的“始发者”,它们在肿瘤的起始、转移、治疗耐药性和复发中起关键作用。这些细胞具有异质性,表现出多种表面标志物,如CD133、CD90、CD44和EpCAM,这些标志物不仅有助于识别肝CSC,还与其干性和转移潜力密切相关。  肝CSC的起源尚无定论。当前理论认为,肝CSC可能来自肝脏干细胞或祖细胞、成熟肝细胞,甚至通过非CSC细胞的重编程而来。这些细胞通过激活特定的信号通路,如Wnt/β-catenin、NOTCH和IL-6/STAT3,保持其自我更新和分化能力。这些信号通路与肝癌患者的治疗耐药性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因此,针对这些通路的治疗策略可能为克服肝癌提供新的思路。  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  肝CSC所处的TME由肿瘤实质细胞、基质细胞、免疫细胞、细胞因子和细胞外基质组成。TME不仅为CSC提供了生存和增殖的支持,还通过免疫抑制机制保护CSC免受免疫系统的攻击。其中,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和髓系抑制细胞(MDSC)在促进CSC生态位中的作用尤其显著。  CAF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和基质成分,直接支持CSC的维持和扩增。TAM则通过分泌促肿瘤因子,调节TME以促进肿瘤进展。MDSC不仅抑制T细胞活性,还通过分泌免疫抑制因子,形成一个免疫逃避环境,使得CSC得以生存和扩增。  CSC与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  肝CSC与TME内免疫细胞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促肿瘤免疫细胞,如TAM和MDSC,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调节TME以支持CSC的生长和扩散。反过来,肝CSC也能通过分泌免疫调节因子,影响T细胞和NK细胞的表型,形成免疫耐受环境。这种相互作用不仅促进了肿瘤的进展,还增加了治疗的难度。  新兴的治疗策略  针对肝CSC的治疗策略主要集中在基于抗体的疗法、CAR-T细胞和树突状细胞(DC)疫苗。这些方法利用CSC的独特标志物,增强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和消灭能力。例如,基于抗体的疗法可以通过靶向CSC表面标志物,如CD133和EpCAM,直接杀死CSC或标记其供免疫系统识别和攻击。CAR-T细胞疗法则通过改造患者自身的T细胞,使其能够特异性识别和杀死CSC。DC疫苗则通过激活患者的免疫系统,增强其对CSC的攻击能力。  未来展望  肝癌的治疗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肝CSC和TME的复杂相互作用。深入了解这些相互作用的机制,对于开发更有效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索CSC标志物和TME成分之间的关系,开发针对肝CSC独特特征的靶向疗法。同时,结合多种治疗策略,如化疗、放疗和免疫疗法,可能会显著改善肝癌患者的预后。  总之,肝CSC与TME内免疫细胞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是肝癌进展的关键因素。通过深入研究这些相互作用,开发出针对CSC和TME的创新疗法,我们有望显著提高肝癌患者的治疗效果,为攻克这一顽疾带来新的希望。
Vorasidenib:FDA批准的首款用于IDH1/2突变胶质瘤的全身疗法

Vorasidenib:FDA批准的首款用于IDH1/2突变胶质瘤的全身疗法

  2024年8月6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正式批准施维雅(Servier)公司的IDH1/2抑制剂vorasidenib(商品名Voranigo)上市。该药物的批准标志着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的诞生,适用于12岁及以上伴有易感IDH1或IDH2突变的2级少突胶质细胞瘤或星形细胞瘤的儿童和成人患者。这些患者此前已接受过手术,包括活检、次全切或全切。  Vorasidenib的研发背景与作用机制  Vorasidenib是一种高活性、口服、能够穿透脑屏障的IDH1/IDH2双靶点抑制剂,能够有效抑制突变的IDH1/2蛋白。该药物由施维雅在2020年通过收购Agios公司获得。Vorasidenib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能够穿透脑屏障,直接作用于脑部肿瘤细胞,这是以往许多药物难以实现的。  III期临床试验INDIGO的突破性结果  Vorasidenib的批准基于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I期临床试验INDIGO(NCT04164901)的积极结果。INDIGO研究是在胶质瘤领域近20年来,除化疗以外少有的获得阳性结果的大型III期临床研究。  该研究纳入了331例伴有IDH1或IDH2突变的2级少突胶质细胞瘤或星形细胞瘤患者,这些患者均在入组前仅接受过手术治疗。研究旨在评估vorasidenib单药治疗残留或复发性IDH突变低级别胶质瘤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接受每日一次40mg的口服vorasidenib或安慰剂治疗。主要疗效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FS),关键次要终点为至下一次干预时间(TTNI)。  临床试验结果与安全性  试验结果显示,vorasidenib显著延长了患者的PFS,vorasidenib组的中位PFS为27.7个月,而安慰剂组仅为11.1个月,PFS风险比为0.39(95% CI:0.27, 0.56),p<0.0001。此外,vorasidenib组的中位TTNI未达到,而安慰剂组的中位TTNI为17.8个月(HR=0.26; 95% CI:[0.15, 0.43],p<0.0001)。  研究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15%)包括疲劳、头痛、COVID-19感染、肌肉骨骼疼痛、腹泻、恶心和癫痫发作。最常见的3级或4级实验室异常(>2%)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GGT升高和中性粒细胞减少。  胶质瘤的背景与挑战  胶质瘤是由中枢神经系统(CNS)内的胶质细胞或其前体细胞引发的肿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1年的分类,胶质瘤被分为四大类,其中一类是成人型弥漫性胶质瘤,这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脑肿瘤。其发病机制和预后与异柠檬酸脱氢酶(IDH)突变密切相关。截至2021年,成人型弥漫性胶质瘤被分为三类:星形细胞瘤,IDH突变(CNS WHO分级2-4);少突胶质瘤,IDH突变,1p19q共缺失(CNS WHO分级2-3);胶质母细胞瘤,IDH-野生型(CNS WHO分级4级)。  Vorasidenib的临床意义  Vorasidenib的批准为伴有IDH1或IDH2突变的低级别胶质瘤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作为FDA批准的首款可用于这类患者的全身疗法,vorasidenib的临床意义重大。它不仅延长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还为未来的研究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总之,Voranigo的上市标志着胶质瘤治疗的一大进步。这一突破性药物的研发和成功,离不开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和创新精神。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和临床应用,我们有望在未来看到更多类似的突破,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基因调控与长寿:科学发现的新希望

基因调控与长寿:科学发现的新希望

  人们对长寿的追求古往今来从未停止。无论是通过多做运动、合理饮食、规律作息、还是保持健康心态,这些生活方式虽然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体魄,但科学研究发现,真正影响人类寿命长短的关键在于我们体内基因的各种调节作用。近日,一项由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自然·衰老》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再次揭示了基因与长寿之间的密切关系。  线粒体与衰老的联系  长期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线粒体与衰老息息相关。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它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细胞的功能和寿命。科研团队在昆虫核基因组中发现了一种与线粒体协同演化的基因,命名为CG11837。研究表明,这种基因能够显著延长昆虫和线虫的寿命。CG11837基因能够影响线粒体形态,其表达水平与动物寿命长短有直接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减少该基因的表达会缩短寿命,而增加该基因的表达则能延长寿命。  实验验证与寿命延长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研究人员在包括褐飞虱、果蝇、斯氏按蚊和秀丽隐杆线虫在内的6种不同动物中进行了CG11837基因表达降低的实验。结果显示,这些动物的寿命显著缩短,幅度在25%-59%之间。那么,激活这一基因是否能延长寿命呢?研究人员在果蝇和线虫中进行了该基因的过表达实验,结果显示,这两种动物的寿命均显著延长,幅度达12%-35%。这表明,激活CG11837基因,抗衰老能力可提升30%。  通过全球寿命基因数据库比对,研究人员发现CG11837基因是国际上第八个广泛延长动物寿命的新基因。它的发现为理解衰老的分子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并可能为延缓衰老和治疗与衰老相关的疾病提供新靶点。  长寿基因的多样性  实际上,很难将人体内的某一段基因简单定义为“长寿基因”。目前,有7种基因被科学文献和研究证实与延长寿命密切相关。这些基因包括:  1. SIRT1基因:与衰老和寿命调控有关,能延缓细胞老化。  2. APOE基因:主要调节血脂代谢。  3. FOXO3A基因:在全世界各种族的百岁老人中观察到的突变基因,活化效应包括阻滞细胞分裂周期、修复DNA损伤、促进细胞自噬、增强细胞抗氧化力、防止细胞癌变等。  4. CETP基因:调节胆固醇代谢,可提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延长寿命。  5. IGF1R基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基因,调控人的生长和代谢,减少癌症和代谢性疾病发生。  6. KLOTHO基因:具有抗氧化和抗衰老作用,可改善认知功能,预防心血管疾病和骨质疏松。  7. MTOR基因:调控细胞生长、蛋白质合成,预防与衰老相关的疾病。  基因与长寿的未来  利用长寿基因的影响力,人类或将改变生命进程,不因年老而失去活力。在70岁、90岁乃至100岁以上的年纪,仍能保持年轻时的蓬勃朝气,一直是人们美好的愿望。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基因的运作机制,我们有望找到消除老年疾病、延长生命的秘诀。  结语  基因调控与长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衰老的分子机制,也为延缓衰老和治疗相关疾病提供了新的希望。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离实现长寿梦的距离越来越近。未来,或许通过对这些基因的精准调控,我们能够显著提升人类的健康寿命,使每一个生命阶段都充满活力与健康。长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可以通过科学实现的现实。
医疗反腐风暴:大健康产业的危机与变革

医疗反腐风暴:大健康产业的危机与变革

  在过去的半个月中,大健康产业再一次被卷入了一场激烈的反腐风暴,数位企业掌舵人相继“出事”。7月22日,睿昂基因董事长熊慧因涉嫌非法经营被采取强制措施。同一天,白云山的董事长李楚源辞职,次日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仅过了一个星期,7月30日,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被留置并立案调查。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医疗反腐风暴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整个行业,从医院到药店,无一幸免。  医疗反腐风暴的背后  2023年的医疗反腐行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在医保基金监管方面。今年以来,至少已有20位医药企业高管被查,其中包括多家上市药企的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例如,卫宁健康董事长周炜,赛伦生物董事长范志和,华厦眼科董事长苏庆灿以及上海医药前董事长周军等。这些案例无不显示出监管部门对行业腐败问题的零容忍态度。  在反腐行动中,两个数字被频频提及:一个是中纪委曝光的“一台直线加速器回扣1600万”的案件,另一个是在8个月内被查的150余名医院院长、书记。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反腐网络,涉及的领域从医疗器械采购到药品销售,再到医院管理,无所不包。  CEO:高危职业的现实  进入2024年,医疗大健康行业的CEO成了一个高危职业。4月份,阳普医疗董事长邓冠华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慧心医疗的法定代表人梁小兵涉嫌行贿犯罪接受调查,海正药业前总裁李琰因涉嫌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等罪名被调查。5月份,云南白药爆发窝案,公司前董事长王明辉及多位高管因涉及贪污等问题被调查,甚至连知名富豪陈发树也因此“失联”。  到了7月份,睿昂基因董事长熊慧等4名高管被采取强制措施,白云山董事长李楚源被带走调查,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被留置调查。这些事件不仅使各家公司面临重大的人事变动,也凸显了监管部门的高压态势。  医保飞行检查与药店监管  医保飞行检查作为医保基金监管中最有力的举措之一,旨在打击欺诈骗保行为。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公开了8起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家天津民营医院通过虚假宣传等手段骗取医保资金达1亿元。7月22日,天津市通报了15家民营医院因疑似医保重大违法违规被暂停医保服务,涉及金额达1.5亿元。  今年,医保局首次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年度飞行检查范围,进一步加大对药店的监管力度。6月份,一心堂因存在多种违规行为被国家医保局约谈,成为首个被公开约谈的定点零售药店。这表明,连锁药店的“好日子”已经结束,靠骗保发展的红利期已成历史。  行业转型与未来展望  当前,整个医疗大健康产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与重塑之中。一方面,创新升级的迫切性推动着行业不断前进;另一方面,医保收支形成“剪刀差”后,监管部门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为了应对新形势,医保局在飞行检查中增加了重症医学、麻醉、肺部肿瘤三大领域的检查对象,同时对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  在未来,药企、医院和药店将继续面临高压监管。从医疗改革到反腐,从最强反腐再到医改深水区,这是一场必须进行的变革。借鉴海外的反腐经验,可以看到,尽管腐败无法完全消除,但长期的反腐斗争可以大大规范行业,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结语  医疗反腐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政策和机制的不断完善和纠偏。通过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医保控费手段的透明化,可以减少腐败的发生。在这场反腐风暴中,企业和个人唯有与规范为伍,才能在这场激烈的行业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整个医疗大健康产业而言,这次“史上最强反腐”不仅是应对行业新形势的必要之举,也将为产业的蝶变提供强大的外力。
医疗监管风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与公立医院专项审计同步推进

医疗监管风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与公立医院专项审计同步推进

  随着国家医保局的消息传出,全国范围内的医疗机构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监管风暴。截至目前,17个省份已经启动了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旨在严查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同时,公立医院的专项审计也在全国范围内密集推进,多部门联手对药品、耗材设备等方面的管理进行严格监督。  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全面覆盖与精准打击  8月4日,国家医保局宣布,国家赴青海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这标志着国家对医保基金管理的进一步加强。截至目前,陕西、河北、青海、广西、内蒙古、西藏、安徽、山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浙江、吉林、辽宁、海南、河南等17个省份已经开展了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根据国家医保局的安排,剩余的14个省份将在9月底前完成现场检查,确保全国范围内的医保基金管理得到全面覆盖。  今年7月,国家医保局曝光了一系列医院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典型问题,主要涉及七类问题:串换项目、分解收费、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过度检查、虚构医药服务项目以及将不属于医保支付范围的项目纳入医保基金结算。为此,各省纷纷公布了2024年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名单,从大三甲医院到基层医疗机构,均被列入待检名单。  在一些省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启动会现场通过抽签方式直接确定了被检机构和零售药店。例如,西安市第三医院、西安唐城医院和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成为被检的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这种透明的抽检方式,确保了检查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国家医保局强调,利用大数据筛查手段在医保基金监管中的应用至关重要。通过大数据模型筛查,发现并分析医保基金使用中的苗头性、倾向性和趋势性问题,实现精准打击。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通报了河南和辽宁两家医院涉嫌欺诈骗保的问题,均是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的可疑线索。  公立医院专项审计:多部门联动打击医药腐败  除了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审计、卫健委等多部门也在对医院进行强监管。截至目前,广西、山东、安徽、重庆、宁夏、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内蒙古等多个省份的审计部门均在医疗反腐领域开展相关工作,重点关注公立医院在药品、医用耗材和设备采购使用环节及医疗收费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例如,广西市场监管局召开了全区市场监管系统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生产经销使用情况专项审计查出问题攻坚整改工作推进会,进一步加强对药品和耗材管理的监管。安徽蚌埠审计局则从药品采购、HIS系统使用以及药品进出库管理三个方面对公立医院药品管理进行了深入审查。天津市审计局也从预算执行审计、直达资金专项审计以及专项审计调查等多个维度加强医药领域的审计工作。  此外,各地审计局还设置了线索举报方式,收集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相关信息。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监管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也加强了社会监督的力度。  多部门联动:增强监管合力  国家卫健委等十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指出,开展公立医院和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销使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调查,重点关注推高药品价格等问题。这表明,国家正在通过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全面整治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  《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23-2027年)》提出,深化巡视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的统筹衔接,加强巡视监督与组织监督的协作配合,充分运用审计、财政、统计等部门的专业力量和监督成果,增强监督合力。这一规划为未来几年内的医疗监管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保障。  结语  当前,全国范围内的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和公立医院专项审计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监管风暴,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利用大数据和现代技术手段,全面整治医药领域的腐败问题,确保医保基金的合理使用和公立医院的规范管理。随着这些措施的不断推进,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透明、公正和高效的医疗管理体系将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来,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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